此刻的美國仍生活在英國的陰影下。盡管政治上早已獨立，美國人的精神世界仍依賴歐洲。他們如饑似渴地閱讀狄更斯的最新著作，即使最傑出的美國心靈，仍不免在英國頭腦麵前略感不安，所以過分善於製造警句的拉爾夫·愛默生要呼喚“美國精神的獨立”。
而大英帝國正處於它權力的頂峰，不僅是軍事上、物質上的，也是製度上與文化上的。對於大部分歐洲人來說，美國代表著烏合之眾的勝利，一種粗鄙的金錢崇拜的價值觀。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布裏斯特德，帶著文化上的自卑，在這本書中洋溢著對英國教育的讚賞、對美國大學的批判。當時隻有很少人能意識到，美國代表著曆史進程中的一種新的可能性。
在一個清晨，我無意中買到這本書，並問自己能否記錄出此刻中國與英國的相逢，前者也是一個處於上升期的大國。
但誰會對這樣的描述感興趣？距離“一個美國人在維多利亞的劍橋”一百六十年了，大英帝國已經縮回到英倫三島，人們譏諷倫敦不過是華盛頓與紐約的附庸。牛津、劍橋仍在，卻越來越像這個時代的裝飾品——它們典雅，富有魅力，卻也無關痛癢。它們的畢業生不再統治世界，倘若你觀看了最近一場首相競選，你會發現帝國不僅在物理意義上也在精神上衰落了，甚至陷入身份危機。三位競選人，不管是來自哪個黨派，畢業於哪個學校，都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另一個奧巴馬。
過去的十年裏，世界權力的中心似乎又一次發生轉移，這一次是向東。中國，或許再加上印度，被認定要主導世界的未來。這是眼花繚亂的新變化，中國舉辦了曆史上最昂貴、歎為觀止的奧運會、世界博覽會，宇航員被送上太空，能源公司登上了全球企業規模的榜首，外彙儲備無人能敵，甚至一場七十年未見的經濟危機也隻讓她更強大，她被認定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政治經濟模式，注定要像19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一樣，塑造、領導21世紀。
中國是新的全球曆史的開啟者，而歐洲生活在“曆史的終結”中。倘若你記得19世紀的歐洲流行情緒——“歐洲的五十年勝過中國的一個輪回”，眼前的變化就會更顯得興致盎然。
但倘若曆史的本質是思想史，是新的價值、意義的確立，而不是五彩繽紛的外部事件，中國真的能代表新的曆史力量嗎？
很有可能，劍橋為觀察這種新的曆史力量提供了有趣的角度。對於近代中國來說，留學是一種汲取曆史動力的象征。停滯的中國要從西方尋找科學、技術、製度、思想上的活力。
1917年，從美國歸來的胡適在上海碼頭對迎接他的朋友說：“如今我們歸來，一切都將不同。”二十七歲的胡適引用的是伊拉斯謨的名句。這是中國留學生最自信的時刻，他們通過充當兩種文明之間的溝通者、中國社會的變革者，肩負把新觀念、新技術、新組織帶入中國的使命。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胡適寫道：“他（歸國留學生）總是帶著一種新的見解，一種批判的精神。這樣的見解和精神，是一個對事物既有秩序逐漸習以為常、漠然無動於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運動所絕對必須的。”
這當然美化了傳統，擁有胡適式情懷者隻是極少數。大多數留學生隻是如魯迅筆下上野公園中的清國留學生模樣：“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製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發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致極了……”從清末到國民黨政府，留學經常不過是個光鮮的標簽，為一些人謀取官場與社交場的資格。他們失去與自己土地的關係，卻也沒接引上新的源頭。
而那些“新的見解，一種批判的精神”也往往命運不佳，它們總是被吞沒於頑固的中國傳統與惰性中。他們的雄心、焦慮、局限，恰好像是中國自身特性的流露。但沒人能否認他們的重要作用，中國與西方之間存在著如此大的權力、財富、知識的鴻溝，他們是其中的傳輸帶。但悲劇也在於此，他們僅僅是傳輸帶，由於外部環境的緊迫、內在的脆弱，他們從未建立起自身的意誌與價值，他們的作用往往被局限在工具性的範疇內。他們可以建造一條鐵路、建立一家化工廠、設計一幢新建築，但他們的影響經常是浮在中國社會的表層。他們太急切於有用，他們可能心地高尚，要拯救祖國，也可能市儈不堪，要謀取個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