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深入理解這強烈的工具色彩的問題與原因。它既來自傳統社會中的實用主義，也與現代世界中的國家競爭有關。陳寅恪發現20年代的中國留學生“皆學工程、實業”，“希慕富貴，不肯用力學問之意”，他憂慮“專趨實用者，則乏遠慮”，“專謀以功利機械之事輸入，而不圖精神之救藥，勢必至人欲橫流、道義淪喪，即求其輸誠愛國，且不能得”。在這種功利傾向背後，是個人意誌的缺乏。因為缺乏獨立、內在的精神世界，人們才會盲從，缺乏耐心，隻選擇最實用的東西，但它卻導致了最不實用的結果。
20世紀的中國曆史，多少像薩哈羅夫對當年蘇聯的批評：“我們的社會必須逐步從非精神性的死胡同中走出來，這種非精神性不僅斷絕了精神文明發展的可能，也斷絕了物質領域進步的可能。”
薩哈羅夫的判斷並非全然正確。在精神文明上走入死胡同的蘇聯，創造了物質上的勝利。這種勝利不是以個人而是以國家力量來衡量的。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蘇聯被視作曆史的新動力，一種截然不同於西方的力量。倘若西方的曆史動力來源於個人解放後釋放出的活力與創造力，蘇聯則代表集體式的成就。五年計劃、集體化、國家工程，個人毫無價值，必須淪為集體目標的犧牲品。它創造了物質上的奇跡，盡管這最終被證明是暫時的，並且伴隨著可怕的後遺症。
而一代代中國留學生，曾經爭先恐後地加入這個行列。他們幫助這個新中國發射火箭，製造原子彈與氫彈，並被認定是民族的英雄。但是，他們有多少人對這些行為的意義與價值、它與這個民族深刻苦難之間的關聯進行薩哈羅夫式的追問……
這裏的中國留學生大多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像國內很多同齡人一樣，他們喜歡叫自己“八零後”。這也是個充滿反諷的稱謂，他們都竭力表明自己的“個性”，卻又心安理得地把自己裝入這個模糊的集體身份中。
與之前的幾代留學生不同，中國不僅不需要他們的拯救，他們還要借助中國的榮光。他們的青春期與喧囂的“中國崛起”重疊。中國與西方正在達成新的權力平衡，不再是一邊倒的傾斜。西方的觀念、技術、組織不再占據天然的優勢，相反的，人們開始認定中國蘊涵著新的成功秘密。留學生的地位也迅速衰落。十年來，留學不再是最優秀人才的必然歸屬，反被視作在國內激烈的競爭失敗後的另一種選擇。留學生人數的激增，也讓他們喪失從前的特殊性。
但即使有了這樣的心理準備，劍橋的中國學生的表現還是讓我大吃一驚。在到來後的第三個月，我目睹中國學聯主席的競選。這是每年劍橋華人社區最重要的政治與公共活動。中國學生是劍橋最大的海外學生群體，算上那些讀預科的中學生、來去不定的訪問學者，它的數量接近一千五百人。他們數量眾多，無處不在，卻仍像是劍橋公共生活中的隱形人。在劍橋最大學生報紙Varsity上，我很少看到他們的消息。我不了解那些數量過分繁多的學生活動，但在演出阿蘭·圖靈的悲劇一生的戲院裏，在書店裏，在放映烏克蘭大饑荒的小型影院裏，我很少看到中國人的麵孔。同樣顯著的是，當世界媒體都在熱烈討論中國時，這裏的中國學生不知道也沒興趣發出自己的聲音。
走在街頭，我經常看到時髦的中國青年，他們有的頭發染成金黃色，穿著那種快掉下來的牛仔褲。他們的臉上早沒有匱乏與生澀的痕跡。他們來自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其中一些甚至腰纏萬貫。在劍橋、倫敦還有很多英國城市，你都聽說過富裕的中國學生一擲千金的故事。最富有的用現金購買公寓、汽車，頻繁出入名牌店，不是最富裕的也可能一頓吃掉一千鎊的火鍋。語言不是障礙，文化衝擊也早已被全球化與信息化衝淡。他們是看著好萊塢電影、聽著Lady Gaga成長起來的一代。但是，他們的臉上卻有著新的匱乏痕跡。他們對全球的消費符號無所不知，對世界的另一部分卻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