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川鹽濟楚給自貢鹽業帶來的發展甚至超過了第一次川鹽濟楚。原因在於，這一次需要食用川鹽的民眾比第一次更多，行銷的區域更廣；另外，此時的生產技術也較19世紀中葉有了較大改進。據統計，抗戰前自貢井鹽產量占全省的45%，僅僅在國民政府下令川鹽濟楚一年多後的1939年，這一比例就上升到54%。到抗戰結束時，更是躍升到60%。在免除銷售區人民淡食之苦的同時，自貢井鹽生產和銷售還給國民政府帶來了巨額稅收。抗戰初期，自貢鹽稅收入每年均在3000萬元以上，後期則增加到5000萬元以上，僅鹽稅一項就占到了全省的80%。為此，當時的《大公報》報道說：“抗戰期間，沿海淪陷，大後方軍民幾乎完全仰仗四川的井鹽，自貢鹽場當時大舉增產，供應民食，居功至偉，但也因為有這種千載一時的機會，鹽場的繁榮也賴以飛躍進展。”
鹽業的繁榮興旺，造就了許多鍾鳴鼎食的鹽商家族，他們生活優裕，文質彬彬，但在國難當頭之時，一個個都慷慨募捐，比如前文提到的餘述懷，就是大鹽商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募捐的金額，創下了抗戰期間國民個人募捐的最高紀錄，為此，馮玉祥題字稱他為“今之弦高、獻金模範”，蔣介石接見並贈以金質獎章。餘述懷出身於一個貧苦家庭，青年時從經營醬園鋪入手，後來開過鹽垣，進而一步步成為自貢市首屈一指的大鹽商。他的發跡和壯大，如同一個傳奇，至今還在自貢廣為流傳。最為難能可貴的是，這個文化不高的大鹽商，一生卻熱心教育，既曾捐款2000多萬創辦中學，也曾捐款400多萬修建川大實驗樓。
查閱當年留下的資料，我還發現，鹽業給自貢帶來的財富，不僅造就了若幹富甲王侯的大鹽商，即便是普通鹽工，也享受到了種種福利，比如當時開辦的麵向鹽工子弟的學校，就是由鹽商和鹽務局出資，學生不需要交納任何費用。
深入一條河的往事
現在，我們必須說到那條從自貢市中心蜿蜒流過的河，因為，不論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川鹽濟楚，自貢井鹽能閃爍如此動人的經濟之光和政治之光，都是與這條如今看上去狹窄而淺的河流密不可分的。
即便不是川鹽濟楚的非常時期，自貢所產井鹽也有90%以上供應外地，它的傳統銷售區為四川、雲南和貴州等地；而進入川鹽濟楚的非常時期，銷售區則擴展到兩湖地區和西北部分省區。自貢的鹽要運抵這些遙遠的地方，其運輸方式不外乎兩種，其一是依靠人力和畜力的肩挑背馱，其二是依靠水運。顯然，不論是從運輸能量還是從運輸成本考慮，水運都是最科學最經濟的。自貢井鹽外運的生命線，就是釜溪河。
釜溪河又稱榮溪河，後來因為成為自貢井鹽外運通道，人們又把它稱為鹽井河。這條河由旭水河和威遠河在自貢市區鳳凰壩交彙而成，屬於沱江右岸的一級支流，在富順縣李家沱注入沱江，全長隻有70多公裏。但就是這不起眼的70多公裏，從清朝康熙三十六年（1697）開始，一直到上個世紀60年代內昆鐵路內江至宜賓段通車以前的200多年間，充當了自貢井鹽外運的最主要通道。統計數據表明，清初，通過釜溪河水運的數量占自貢井鹽總量的70%，清末以後為80%，抗戰時期則上升到90%以上。
自貢地區主要為丘陵和低山，按理說釜溪河應該是“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但事實恰好相反，從自流井——自貢市區所在地——到隻差幾公裏就要注入沱江的鄧關鎮，其間60多公裏的河道不僅狹窄，而且不時經過水流湍急的險灘。《四川鹽政史》的描述是：釜溪河“本屬山溪，河床縱坡極陡。水漲之時，一曳無餘，水落則節節險灘，難以行船。”
從老照片上可以看出這條河當年的擁擠：千帆齊擁，密如蟻群。很難想象，如此眾多的鹽船擁擠在一條水淺灘多的小河，一旦發生碰撞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