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更是司馬遷性格與人格的絕唱，客觀地涵蓋了司馬遷性格的耿直，人格的偉大，命運的悲槍。
司馬遷的“人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已成為中國人警世格言了，民族精神的凝聚，民族心聲的呐喊，民族性格的展現，民族靈魂的精華得到了全麵的昭示。它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耿直偉大的人，更看到了一個不屈的民族。
司馬遷忍辱負重寫史記，顯示出他的學術抱負。
千百年來，耿直性格的代表人物應首推漢朝的司馬遷。李陵投降匈奴，武帝大怒，滿朝文武誣辭如傾盆大雨鋪天蓋地而來，而司馬遷則挺身而出。司馬遷當然知道為李陵辯護的危險，但司馬遷就是司馬遷，他有著耿直的性格，他不會違心的去說話，他不怕“以卵擊石”的後果，一些見風使舵的大臣趁機對李陵大肆進攻，司馬遷抱著就事論事的態度，對漢武帝直言不諱，認真地評定了李陵的功過，他想把“李陵事件”放在道德與人格的高度去認識，同時也揭露了形形色色的醜惡嘴臉。這使他激怒了漢武帝，更激怒了那些“全軀保佑妻子之臣”，司馬遷由“李陵事件”走向了？李陵之禍被判處了死刑。雖然這是由漢武帝一手操縱和導演的曆史話劇，但直接導致他個人悲劇的原因，在於他的個性——不受他人影響，不畏權勢，敢講真話，耿直無私。
或許是他對生命的熱愛，或許是他還有未完成的事業（他正在寫《史記》），他沒有選擇死，如果是以錢贖罪，對清貧的他來說是不現實的，如果他想活下去，隻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接受宮刑的處罰，在生與死的選擇中，他經受著難以名狀的痛苦，昂首挺胸地奔赴刑場，刀起頭落，隻需一時的勇氣。然而走進“蠶室”接受宮刑，卻是莫大恥辱，需要的是一生的勇氣，但是他覺得如果“伏法受死”，不過是舉手投足間的事情，還會被認為是罪有應得，死得其所！耿直的性格告訴他，他不能就這樣稀裏糊塗的死！讀到此處，不知後人都是怎麼看待司馬遷的，或許沒有多少曆史知識的人認為：好死不如賴活著；或許封建衛道士認為：不知羞恥，死了算了；或許迂腐的文人認為：嗚呼，痛哉！不管他們怎麼看，在今天看來司馬遷算得上一個偉丈夫，何也？頂天立地，麵對漢武帝敢於堅持自己的觀點，要知道這是冒殺頭危險的；能屈能伸，受官刑忍了。讓人對他的性格人格無話可說。司馬遷的耿直為我們的偉大民族宣告了一個精神誓言——“人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是的，人總免不了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如此人生的價值在比較中表現出來。鴻毛與泰山本身就是一種比較，是人生價值的比較。在比較中讓人選擇，在比較中使人思考。不朽的精神有著堅韌的傳播力。
司馬遷通過《史記》表達了自己對以漢武帝為首的封建專製不屈的信念，這其中也飽含了自己的愛憎。司馬遷是一個思想者，一個偉大的思想者，一個永恒的思想者。他把人生旅程中的風風雨雨，熔鑄在自己的思想裏，他思索社會，直書曆史，透視統治階級的本質，悲壯的命運使他的思想越來越深邃，觀念越來越清晰，認識越來越獨到，因而，他具備了更深刻的生命力度。
一生惜時，嘔心瀝血
瑪麗·居裏（Marie SKrodowska Cwrie 1867～1934），法國物理學家、化學家。原籍波蘭，姓斯可羅多夫斯卡。1891年去巴黎大學學習，1895年與比埃爾·居裏結婚。他們共同就放射性現象進行研究，先後發現釙和鐳兩種天然放射性元素，並在後來通過實驗得到了鐳的化合物。鐳的發現，不但開辟了治療癌症的新途徑，在醫學上作出了重要貢獻，更重要的是為現代原子和核物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居裏夫婦被人們譽為“鐳的父母”。由於這一傑出成就，居裏夫婦和法國物理學家貝克勒爾（首先發現放射性現象者）共同獲得190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金。1906年，居裏逝世後，居裏夫人繼續研究物質放射性，取得重大成就，並著有《放射性通論》、《放射性物質的研究》等著作，對原子核科學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為此，1911年，居裏夫人又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金，成為世界上迄今為止惟一一位兩次獲得諾貝爾獎金的女科學家。
瑪麗·居裏的成就，是與她一生惜時，艱苦奮鬥分不開的。1891年，瑪麗來到巴黎上大學，一開始住在做醫生的二姐家裏，但因為這裏人來人往，應酬不斷，再加上離學校遠，每天要乘公共馬車上學，太耽誤時間，於是，她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閣樓，單身獨居。在瑪麗看來，時間就是知識。巴黎的冬天是寒冷的，閣樓像個冰窖。但是，為了省錢，更為了節省生爐子的時間，她很少買煤取暖。晚上實在太冷，凍得睡不著，她就把所有的衣服都蓋在身上，有時還把屋裏的一把椅子也壓在被子上，借以“取暖”。平時瑪麗總是買一些現成的食品充饑，有時一連幾個星期隻吃麵包，而不肯用半小時去做飯，這種習慣一直伴隨她一生。在她成為名人之後，她依然很少做飯和上飯館，每天隻在實驗室裏吃幾片麵包和牛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