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仁孝思想的核心。家國一體，移孝為忠是仁孝思想的集中表現。中華民族的發展，正是這些能舍棄“小家”而為“大家”的誌士仁人們自強不息地進取與追求的結果。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他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奉獻精神，將永遠是我們民族騰飛的源泉。
“克己複禮為仁”，仁者，“愛人”，這是孔子為“仁”所下的定義。孔子自幼好學，致力於西周製度即周禮的研究，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孔子約在30歲時即開始教育活動，創設儒家“私學”，提出“有教無類”，打破了貴族壟斷教育的格局，擴大了教育範圍，這是孔子在教育上的重大貢獻。他的學生顏淵談到接受孔子教育的體會時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晚年孔子回到魯國，繼續教育事業，並從事古籍整理工作，一直到死去。他編訂了《詩》、《書》、《禮》、賜》、《春秋》五種文獻典籍，對古代文化的保存和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孔子的言論，由他的弟子整理成為《論語》。《論語》充分體現了孔子的思想。
孔子處於春秋末年，正是奴隸製逐步瓦解、封建製逐步產生的大變革時代。當時社會政治動蕩，臣弑君、下侵上等事件不斷出現，各諸侯國幾乎找不到像樣的典章製度，隻有魯國還保留許多文獻，這為孔子提供了良好的舊文化基礎。孔子提出最高的道德概念“仁”，他的道德思想體係大體是以“孝梯”為本，以“禮”作為規範，以“忠恕”為一貫，以“中庸”為準繩。他希望恢複西周的禮樂製度，他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認為自己不搞創新，隻是轉述前人的傳統。孔子認為“禮治”必須從“正名”開始。“正名”就是嚴格遵守周禮規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絕不允許任何人有犯上作亂的行為。而“禮治”必須提倡“仁”，“仁”就是“克己複禮”，即是克製自己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禮儀規範，他把“克己”的手段歸結為四個條目，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實質上就是自省與律己，他要求人做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寬於責人，嚴於律己；“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他強調人要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他認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要求積極幫助別人，還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能把自己不想做的事強加給別人。
孔子重視“孝梯”，把他的最高理想——“仁”的實現，落實在“孝梯”的行為之中，從而把父權與君權聯係和鞏固起來。這種孝梯培養忠臣的手段，成為後世封建統治階級培養順民的方法。利用“孝梯”道德去鞏固家族製度，增強父權與族權成為統治階級維護君權、培養忠臣和順民的可靠階梯。曆代封建統治者，特別獎勵“孝梯”，甚至把“孝梯”列為選舉的首要科目，其目的就在於求“忠臣於孝子”。而且這種忠孝一體的觀念，使得人們把君臣、父子看作是類似的關係，不僅在行為規範上有同樣的要求，而且直接稱君長為父，地方長官為“父母官”，老百姓被稱為“子民”；帝王為“君父”，屬下為“臣子”。
孔子稱讚安貧樂道的精神，他的仁學思想，他的“仁人”、“君子”的論述鼓勵了後來多少誌士仁人、忠臣孝子。孔子也被人們尊為“聖人”、“先師”。
孟子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仁孝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的主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尊敬自己的父母，推廣開來也尊敬別人的父母；愛護自己的兒女，推廣開來也愛護別人的兒女，那麼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上轉動東西一樣容易了。這可以說是孔子“仁愛”思想的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