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老崔給我找出一塊很厚實的長木板，怕墨水被雨水衝掉，特意又從別處借5白油漆，我用毛筆蘸著白漆寫成了穎影的墓砰：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釀穎影之墓”。
旁邊再加上一行小字：“1953—1976”。
崔大嫂準備好了一兜子供品，除去那三張精致的雞蛋餅，還有水果和一包蛋糕。老崔陪著我一人扛著一把鐵鍁，來到穎影的墳邊，先給墳堆培土，把墳堆加大，做規矩。再將那塊木牌豎在墳前，擺好供品。
這時，我站在穎影的墳前才可以說出那句話：“穎影，安息吧！”
從副總理到總經理
一位國務院副總理的沉浮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已經三十多年了，人們還記得他嗎？
記憶同健忘一樣總是有選擇的。被人忘記，不正是他近幾年來所追求的結果嗎？他好像成功了。或許曆史原本健忘。
曆史果真如此健忘未必是好事，一個喪失了記憶的民族也就失去了過去和未來。或許是因為他當初身居要職時小慎微得過分，不顯山不露水。雖掌管著全國的工業和交通~國民經濟建設中舉足輕重的兩大塊，卻從未轟轟烈烈過，從來不是風雲人物，人們對他的記憶本來就不夠深刻。
他的名字叫孫健。1975年1月，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經周恩來總理提名，和著名的大寨一位農民陳永貴，同時被選為國務院副總理。當時社會上流傳這樣一種說法，周總理來天津視察，市委工業書記孫健在彙報時頭腦清晰，各種數字爛熟於心，精確而及時，立刻獲得了總理的好感。經了解，他還不是造反派，是由一個普通工人幹上來的……
孫健於1951年進天津內燃機廠學翻砂，以後成了一名地道的鑄工，曾連續七年不回家，父親和妻子兒女都在農村，住一間土改時分的破房，冬天透風，夏天漏雨。父親病重，妻子上侍候老，下照顧小，還要下地掙工分，積勞成疾，身體也很虛弱……在那個年代，這一切都給他當先進工作者提供了條件。以後他當了生產組長、班長、車間主任、團委副書記、保衛科長、廠黨委書記……真正是靠苦幹、實幹加巧幹拚磨出來的，當標兵，做勞模，幾乎在工廠的所有的台階上都站過。
在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中，工廠的“秀才”們為他寫了一篇很好的發言稿，題目叫：《朝著共產主義大目標，兩步並做一步跑》！先在第一機械局係統宣講，一炮打紅，不久便被提拔到機械局當了負責抓生產的革委會副主任。局裏派人到他的老家調查，調查者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孫健在天津好賴也算個人物，想不到家裏如此艱難，回到局裏向領導彙報：“隻有孫健才能忍受這種困境，再不解決就要給社會主義抹黑了。”機械局出麵把他的家屬調到天津，安排他妻子龐秀婷當了工人。
後來又帶著這個講稿到全市“學毛著”大會上去講，受到市裏的重視，於是在“選拔接班人”的時候就成了市委書記，有了接觸周總理的機會。當時在中央的領導群中，上海人太多，風傳為了便於協調和平衡，需要在天津選一個抓經濟的副總理。而孫健“兩步並做一步跑”正巧跑到跟前。
在我們這個視政治為生命、注重政治履曆的國家裏，他曾經染了那麼一水，是斷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還是成就了自己的人生？現在，他還能再成為真正的普通人嗎？
我一直在打聽他的消息。說來荒誕，促使我跟他相識的竟是江青。
當時我是天津重型機器廠鍛壓車間的負責人，我的車間裏有一台自己製造的6000噸水壓機，是那個時候天津機械行業的“代表作”，國內外的重要人物到天津來都要去視察一番。有一天廠部通知我，江青要來視察，全廠進入一級戰備。
全車間700多人停產打掃衛生，給道路兩旁的楊樹刷上白粉，新修一個高級的廁所——當時不知為什麼，老把江青跟廁所聯係起來，接待江青必須得有個好廁所。車間的廁所，老天吶，不習慣車間生活的人是難以忍受的。廠部還把招待食堂裝飾一新，改做接待室，找來全廠會念詩，會唱歌唱戲的入…準備得太周到了，到時候江青點什麼就得有什麼。
晚上不許我回家，住在車間裏隨時等候命令，這樣一鬧心裏就更緊張了，惟恐哪兒沒想到，臨時出事…“這樣的“大事故”以前並不是沒有出過。那個年代全社會都重視工業，或者說各地最重要的景觀就是工廠，國家領導人經常到廠裏來，有外國領導人來訪也注工廠裏領。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和夫人來的時候，由於事先沒向工人交代好，大家一窩蜂圍過來看熱鬧，使來視察的人變成了被參觀的對象。柬浦寨的西哈努克來親王來的時候刮大風，車間30多米高的房頂窗戶沒關好，玻璃破碎如萬箭齊下，險些沒把親王的腦袋給開了。國務院另一位副總理紀登查，陪著一個東歐國家的元首來參觀，水壓機正要進行操作表演，兜著鋼錠的鏈條突然斷了……遠的先不談，還是說說眼下吧，天津市委工業書記孫健來車間檢查接待江青的準備情況，我們自然也就認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