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住在同一間大病房裏的20多個普通老百姓，也沒有想到他是一位將會被中國當代文學史記住的重要作家，是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投身革命的“高幹”，更沒想到他會死在普通百姓中間，死得這麼仁義，不吵不鬧，不興師動眾，靜靜地默默地溫慈地告別了大家，讓人感到生死就在呼吸之間。
這就是秦兆陽的風格。
大約七八年前，在北京召開全國作家代表大會，秦兆陽沒有出席這許多年一度的“文壇盛會”，選舉的時候卻得票很高，在前幾名之列。當時沒有人公開說破這一現象，但有相當多的人記住了這件事，並生出許多感觸……
因為秦先生自1978年複出文壇以來，不“炒”別人，也不被人“炒”。但他從不對別人使用的各種“炒”術發議論。我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他用什麼辦法，使自己成功地躲開了文壇的熱鬧，幾十年來在所有著名的會議上、在電視上，絕對找不到他的影子。
可他本來是一個無處可躲的人。50年代初，先以長篇小說《在田野上，前進！》向世人證明了他是一個深刻有力，大氣磅礴的作家。繼而以《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為題，發出雄渾的強音，震驚文壇，被批判了20年，被摘引了20年。無論批判者或稱頌者都無法超過他，這篇文章成了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的理論巨石。在他擔任《人民文學》副主編期間，披堅執銳，扶植新人，當代許多知名作家的處女作或成名作是經他的手問世的。
此後到廣西過了20年“右派分子”的生活，“文化大革命”結束兩年之後重新回到北京，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兼《當代》雜誌主編。用馮牧先生的話說，秦兆陽是大作家、大編輯家、大評論家。這樣一個物能往哪兒躲呢？
況且他又多才多藝，早年畢業於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美術係，我見過先生為我畫的墨荷翠鳥，筆風颯颯，墨浪滔滔，荷杆高二尺，一筆貫到底，挺直靈逸，雄健質樸。時下正是全才”走紅的時候，先生卻默默地躲開了時尚。他並不輕視時尚，也不鄙視喜歡熱鬧的人，有熱鬧才叫文壇，才叫社會。直到去世他沒有出過一次國，當然也不是因為沒有機會。我不想以出國與否論雅俗得失，我就出過國，到國外看看是我所望的。提起此事隻想印證秦兆陽的性格，想知道，是怎樣消除了生活中各種各樣的誘惑？
他，隱逸而不逃避，沉博而不孤傲，超拔清脫而不落落寡合，清雅而不閑適，熱忱而不偏激，深邃而不沉鬱，曠達而不圓滑。所以他不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組織活動的人並不記恨他。人們習慣了他，但沒有忘記他，且越發尊敬他。
當今文壇被人爆炒、被人議論、被人豔羨的人不少，被人尊敬或者說值得尊敬的人不是很多。提起秦兆陽，人們很容易生出一種敬意。他躲開熱鬧卻沒有躲開人們的尊敬，這簡直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奇跡。他的突然去世同樣也使許多人對他的生命生出一種崇高感。
曆來文壇上少不了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秦兆陽以前是否和人結過恩怨不太清楚。應該說，他被打成“右派”就是攪入一場大的是非當中去。他為文個性雄強，喜歡創設新說，以他的為文揣度他的為人，大概也相當鋒利。曾取筆名“何直”，這樣的性格可能容易得罪人。但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洗禮”，近20年來，誰能說得出文壇上的哪一件是非和秦兆陽有關係？誰能說得出秦兆陽和什麼人結過怨？
，他並不是老好人。一位還健在的文學大家說過這樣的話：“隻有秦兆陽改過我的稿子，他敢提意見，敢改任何人的稿子。”這不是責怪，語氣裏帶著敬意。既不當老好人，又不得罪人，該怎樣掌控這種火候呢？
他愛自己的國家，卻並未因這種愛沒有得到回報而變為恨。他長期情緒負重、憤世嫉俗，並未轉化成牢騷和叫罵，也不以嬉笑怒罵表達自己的機智和清高。自己挨過大整，並未因此而報複別人以泄怨忿。有一句很流行的話：“誰沒有挨過整，誰沒有整過人”，對秦兆陽不合適。他關心現實又襟懷高淡，洞徹人事，對生活又充滿熱情，厚重耿介又平正清穆，為文幾近爐火純青，為人寬展謙和、氣度從容，人品與文品相契合，相映照，高標當世。
先生是文壇一團慈祥的火，溫暖著人心、文心，淨化著當代人文精神。他的去世使文壇又失去了一片潔淨的天空。然而，他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世外高人”。先生是我和陳國凱在北京文學講習所讀書期間的導師，有一次我們倆到家裏去看望老人，正趕上當時的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孫友餘在座，聽兩人縱論天下大勢，得益：殊深。原來先生對社會狀況、對國家的經濟文化形勢了解得相當多，相當透徹，外和中介，壯懷不已。
一個多月前先生發病住進首都醫院由於不是部級幹部，不能進高幹病房，隻能住進30人的普通病房。先生安之若素，自己本來就很普通，理應住普通病房，心裏坦然。這境界真的是很普通嗎？去年冬季先生突然發病，人們把他送進了海軍醫院小病房；他顯得不安定不自然，向家人嘮叨：“出版社沒有錢，我的級別又不夠，隻要能治病，何必非呆在這高幹病房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