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當日的寫序人是今日的我，大概獅子一聲怒吼，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師門去了。但是梁先生眉頭一抬，隻淡淡地一笑，徐徐說道：“那就別用得了……書出之後，再給你寫評吧。”
量大而重諾的梁先生，在《舟子的悲歌》出版後不久，果然為我寫了一篇書評，文長一千多字，刊於1952年4月16日的《自由中國》。那本詩集分為兩輯，上輯的主題不一，下輯則盡為情詩；書評認為上輯優於下輯，跟評者反浪漫的主張也許有關。梁先生尤其欣賞《老牛》與《暴風雨》等幾首，他甚至這麼說：“最出色的要算是《暴風雨》一首，用文字把暴風雨的那種排山倒海的氣勢都描寫出來了，真可說是筆挾風雷。”在書評結論裏有這樣的句子：
作者是一位年輕人，他的藝術並不年青，短短的《後記》透露出一點點寫作的經過。他有舊詩的根柢，然後得到英詩的啟發。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一條發展路線。我們寫新詩，用的是中國文字，舊詩的技巧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文學遺產，同時新詩是一個突然生出的東西，無依無靠，沒有軌跡可循，外國詩正是一個最好的借鏡。
在那麼古早的歲月，我的青澀詩藝，根柢之淺，啟發之微，可想而知。梁先生溢美之詞固然是出於鼓勵，但他所提示的上承傳統旁汲西洋，卻是我日後遵循的綜合路線。
朝拜繆斯的長征，起步不久，就能得到前輩如此的獎掖，使我的信心大為堅定。同時，在梁府的座上，不期而遇，也結識了不少像陳之藩、何欣這樣同輩的朋友，聲應氣求，更鼓動了創作的豪情壯誌。詩人夏菁也就這麼邂逅於梁府，而成了莫逆。不久我們就慣於一同去訪梁公，有時也約王敬羲同行，不知為何，記憶裏好像夏天的晚上去得最頻。梁先生怕熱，想是體胖的關係；有時他索性隻穿短袖的汗衫接見我們，一麵笑談，一麵還要不時揮扇。我總覺得，梁先生雖然出身外文，氣質卻在儒道之間，進可為儒，退可為道。可以想見，好不容易把我們這些恭謹的晚輩打發走了之後，東窗也好，東床也罷，他是如何的坦腹自放。我說坦腹，因為他那時有點發福，腰圍可觀，縱然不到福爾斯塔夫的規模，也總有約翰遜或紀曉嵐的分量，足證果然腹笥深廣。據說，因此梁先生買腰帶總嫌尺碼不足，有一次，他索性走進中華路一家皮箱店，買下一隻大號皮箱，抽出皮帶，留下箱子，揚長而去。這倒有點世說新語的味道了，是否謠言，卻未向梁先生當麵求證。
梁先生好客兼好吃，去梁府串門子，總有點心招待，想必是師母的手藝吧。他不但好吃，而且懂吃，兩者孰因孰果，不得而知。隻知他下筆論起珍饈名菜來，頭頭是道，就連既不好吃也不懂吃的我，也不禁食指欲動，饞腸若蠕。在糖尿病發之前，梁先生的口福委實也飫足了。有時乘興，他也會請我們淺酌一杯。我若推說不解飲酒，他就會作態佯怒，說什麼“不煙不酒，所為何來？”引得我和夏菁發笑。有一次，他斟了白蘭地饗客，夏菁勉強相陪。我那時真是不行，梁先生說“有了”，便向櫥頂取來一瓶法國紅葡萄酒，強調那是1842年產，朋友所贈。我總算喝了半蠱，飄飄然回到家裏，寫下《飲1842年葡萄酒》一首。梁先生讀而樂之，拿去刊在《自由中國》上，一時引人矚目。其實這首詩學濟慈而不類，空餘浪漫的遐想；換了我中年來寫，自然會聯想到鴉片戰爭。
假設當日的寫序人是今日的我，大概獅子一聲怒吼，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師門去了。但是梁先生眉頭一抬，隻淡淡地一笑，徐徐說道：“那就別用得了……書出之後，再給你寫評吧。”
量大而重諾的梁先生，在《舟子的悲歌》出版後不久，果然為我寫了一篇書評，文長一千多字，刊於1952年4月16日的《自由中國》。那本詩集分為兩輯，上輯的主題不一，下輯則盡為情詩；書評認為上輯優於下輯，跟評者反浪漫的主張也許有關。梁先生尤其欣賞《老牛》與《暴風雨》等幾首，他甚至這麼說：“最出色的要算是《暴風雨》一首，用文字把暴風雨的那種排山倒海的氣勢都描寫出來了，真可說是筆挾風雷。”在書評結論裏有這樣的句子：
作者是一位年輕人，他的藝術並不年青，短短的《後記》透露出一點點寫作的經過。他有舊詩的根柢，然後得到英詩的啟發。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一條發展路線。我們寫新詩，用的是中國文字，舊詩的技巧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文學遺產，同時新詩是一個突然生出的東西，無依無靠，沒有軌跡可循，外國詩正是一個最好的借鏡。
在那麼古早的歲月，我的青澀詩藝，根柢之淺，啟發之微，可想而知。梁先生溢美之詞固然是出於鼓勵，但他所提示的上承傳統旁汲西洋，卻是我日後遵循的綜合路線。
朝拜繆斯的長征，起步不久，就能得到前輩如此的獎掖，使我的信心大為堅定。同時，在梁府的座上，不期而遇，也結識了不少像陳之藩、何欣這樣同輩的朋友，聲應氣求，更鼓動了創作的豪情壯誌。詩人夏菁也就這麼邂逅於梁府，而成了莫逆。不久我們就慣於一同去訪梁公，有時也約王敬羲同行，不知為何，記憶裏好像夏天的晚上去得最頻。梁先生怕熱，想是體胖的關係；有時他索性隻穿短袖的汗衫接見我們，一麵笑談，一麵還要不時揮扇。我總覺得，梁先生雖然出身外文，氣質卻在儒道之間，進可為儒，退可為道。可以想見，好不容易把我們這些恭謹的晚輩打發走了之後，東窗也好，東床也罷，他是如何的坦腹自放。我說坦腹，因為他那時有點發福，腰圍可觀，縱然不到福爾斯塔夫的規模，也總有約翰遜或紀曉嵐的分量，足證果然腹笥深廣。據說，因此梁先生買腰帶總嫌尺碼不足，有一次，他索性走進中華路一家皮箱店，買下一隻大號皮箱，抽出皮帶，留下箱子，揚長而去。這倒有點世說新語的味道了，是否謠言，卻未向梁先生當麵求證。
梁先生好客兼好吃，去梁府串門子，總有點心招待，想必是師母的手藝吧。他不但好吃，而且懂吃，兩者孰因孰果，不得而知。隻知他下筆論起珍饈名菜來，頭頭是道，就連既不好吃也不懂吃的我，也不禁食指欲動，饞腸若蠕。在糖尿病發之前，梁先生的口福委實也飫足了。有時乘興，他也會請我們淺酌一杯。我若推說不解飲酒，他就會作態佯怒，說什麼“不煙不酒，所為何來？”引得我和夏菁發笑。有一次，他斟了白蘭地饗客，夏菁勉強相陪。我那時真是不行，梁先生說“有了”，便向櫥頂取來一瓶法國紅葡萄酒，強調那是1842年產，朋友所贈。我總算喝了半蠱，飄飄然回到家裏，寫下《飲1842年葡萄酒》一首。梁先生讀而樂之，拿去刊在《自由中國》上，一時引人矚目。其實這首詩學濟慈而不類，空餘浪漫的遐想；換了我中年來寫，自然會聯想到鴉片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