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在台北搬過好幾次家。我印象最深的兩處梁宅，一在雲和街，一在安樂街。我初入師大（那時還是省立師範學院）教大一英文，一年將滿，又偕夏菁去雲和街看梁先生。談笑及半，他忽然問我：“送你去美國讀一趟書，你去嗎？”那年我已三十，一半書呆，一半詩迷，幾乎尚未閱世，更不論乘飛機出去。對此一問，我真是驚多喜少。回家和我妻討論，她是驚少而喜多，馬上說：“當然去！”這一來，裏應外合勢成。加上社會壓力日增，父親在晚餐桌上總是有意無意地報道：“某伯伯家的老三也留學了！”我知道偏安之日已經不久。果然三個月後，我便文化充軍，去了秋色滿地的愛奧華城。
從美國回來，我便專任師大講師。不久，梁先生從英語係主任變成了我們的文學院長，但是我和夏菁去看他，仍然稱他梁先生。這時他又遷至安東街，住進自己蓋的新屋。稍後夏菁的新居在安東街落成，他便做了令我羨慕的梁府近鄰，也從此，我去安東街，便成了福有雙至，一舉兩得。安東街的梁宅，屋舍儼整，客廳尤其寬敞舒適，屋前有一片頗大的院子，花木修護得可稱多姿，常見兩老在花畦樹徑之間流連。比起德惠街與雲和街的舊屋，這新居自然優越了許多，更不提廣州的平山堂和北碚的雅舍了。可以感受得到，這新居的主人在“家外之家”，懷鄉之餘，該是何等的快慰。
六十五歲那年，梁先生在師大提前退休，歡送的場麵十分盛大。翌年，他的終身大事——《莎士比亞戲劇全集》之中譯完成，朝野大設酒會慶祝盛舉，並有一女中的學生列隊頌歌；想莎翁生前也沒有這般殊榮。師大英語係的晚輩同事也設席祝賀，並贈他一座銀盾，上麵刻著我擬的兩句讚詞：“文豪述詩豪，梁翁傳莎翁。”沙翁退休之年是四十七歲，逝世之年也才五十二歲，其實還不能算翁。同時沙翁生前隻出版了十八個劇本，梁翁卻能把三十七本莎劇全部中譯成書。對比之下，梁翁是有福多了。聽了我這意見，梁翁不禁莞爾。
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後來夏菁擔任聯合國農業專家，遠去了牙買加。梁先生一度旅寄西雅圖。我自己先則旅美兩年，繼而去了香港，十一年後才回台灣。高雄與台北之間雖然隻是四小時的車程，畢竟不比廈門街到安東街那麼方便了。青年時代夜訪梁府的一幕一幕，皆已成為溫馨的回憶，隻能在深心重溫，不能在眼前重演。其實不僅梁先生，就連晚他一輩的許多台北故人，也都已相見日稀。四小時的車塵就可以回到台北，卻無法回到我的台北時代。台北，已變成我的回聲穀。那許多巷弄，每轉一個彎，都會看見自己的背影。不能，我不能住在背影巷與回聲穀裏。每次回去台北，都有一番近鄉情怯，怕卷入回聲穀裏那千重魔幻的旋渦。
在香港結交的舊友之中，有一人焉，竟能逆流而入那回聲的旋渦，就是梁錫華。他是徐誌摩專家，研究兼及聞一多，又是抒情與雜感兼擅的散文家，就憑這幾點，已經可以躋列梁門，何況他對梁先生更已敬仰有素。1980年7月，法國人在巴黎舉辦抗戰文學研討會，大陸的代表舊案重提，再誣梁實秋反對抗戰文學。梁錫華即席澄清史實，一士諤諤，力辯其誣。夏誌清一語雙關，對錫華蹺起大拇指，讚他“小梁挑大梁”！我如在場，這件事義不容辭，應該由我來做。錫華見義勇為，更難得事先覆按過資料，不但贏得梁先生的感激，也使我這受業弟子深深感動。
1978年以後，大陸的文藝一度有了開放之象。到我前年由港返台為止，甚至新月派的主角如胡適、徐誌摩等的作品都有新編選集問世，唯獨梁實秋迄今尚未“平反”。梁實秋就是梁實秋，這三個字在文學思想上代表一種堅定的立場和價值，已有近六十年的曆史。
梁實秋的文學思想強調古典的紀律，反對浪漫的放縱。他認為革命文學也好，普羅文學也好，都隻是把文學當作工具，眼中並無文學；但是在另一方麵，他也不讚成為藝術而藝術，因為那樣勢必把藝術抽離人生。簡而言之，他認為文學既非宣傳，亦非遊戲。他始終標舉安諾德所說的，作家應該“沉靜地觀察人生，並觀察其全貌”。因此他認為文學描寫的充分對象是人生，而不僅是階級性。
黎明版《梁實秋自選集》的小傳，說作者“生平無所好，惟好交友、好讀書、好議論”。季季在訪問梁先生的記錄《古典頭腦，浪漫心腸》之中，把他的文學活動分成翻譯、散文、編字典、編教科書四種。這當然是梁先生的台灣時代給人的印象。其實梁先生在大陸時代的筆耕，以量而言，最多產的是批評和翻譯，至於《雅舍小品》，已經是四十歲以後所作，而在台灣出版的了。《梁實秋自選集》分為文學理論與散文二輯，前輯占198頁，後輯占162頁，分量約為5比4，也可見梁先生對自己批評文章的強調。他在答季季問就說：“我好議論，但是自從抗戰軍興，無意再作任何譏評。”足證批評是梁先生早歲的經營，難怪台灣的讀者印象已淡。
一提起梁實秋的貢獻，無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譯績，這方麵的聲名幾乎掩蓋了他別的譯書。其實翻譯家梁實秋的成就，除了莎翁全集，尚有《織工馬南傳》《咆哮山莊》《百獸圖》《西塞羅文錄》等十三種。就算他一本莎劇也未譯過，翻譯家之名他仍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