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對老資格幹部中出現的“工作不安心”、“作風疲塌、工作效率不高”、“政治上麻痹”和生活上又開始抬頭的“享樂主義”進行了嚴厲批評，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老幹部思想作風上這些嚴重毛病，如不加以糾正，就不能把我們現在的工作水平提高。”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我們讀著這些講話，仍然感到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仍然對我們特別是中青年幹部思想作風的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和指導意義。
馬文瑞同誌很注重和善於總結曆史經驗。他的許多文稿，都是當時革命鬥爭和建設事業經驗和教訓的寶貴總結。特別對於我們黨的建設的經驗格外重視，認為這是完成一切革命任務和建設任務的最根本的保證。他曾經說，我們黨從成立以來，就從來沒有離開過同錯誤思潮的鬥爭。黨內政治生活也難免受到幹擾，因此堅持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就顯得十分重要。早在1948年，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組織部部長的馬文瑞同誌針對有些年輕幹部不懂黨內規矩的情況，他在地委組織部長會議上就較為全麵地論述對“黨內的民主生活問題”。在談到黨委集體領導製度不健全時，他進一步地指出：“黨的委員會不是首長製，不能像軍隊。許多重要問題，必須經黨委會集體研究決定，而不能由個人或少數人來決定。……有些問題就是個人處置，結果就出亂子。出了亂子追究責任也追究不清。”他指出：“由於黨內和政府中缺乏民主生活，已使我們黨和政府某些地方有脫離群眾的嚴重現象。另外，黨內在開展批評時，又常常出現極端民主和無政府、無紀律現象。”1954年1月，馬文瑞同誌在自己的學習筆記中寫道：“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製”，“民主集中製在黨的領導工作上的認真貫徹，就是要實現黨的統一領導與集體領導。”指出“個人獨斷專行”、“個人專製主義”和“分散主義”、“獨立主義”，都是破壞黨的統一領導與集體領導原則的。針對當時的傾向問題，他著重論述了集體領導及其重要性。指出所謂集體領導，就是說，一切原則性問題的決定，均應經過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的集體討論通過，而不允許由個人包辦代替決定。這種集體的討論和決定應該是在黨委全體領導成員認真準備、深人研究和充分發表意見的基礎上形成的。那種形式主義的集體領導和真正的集體領導毫無共同之處。”這些樸素而深刻的話語，今天讀來，仍然十分親切，就仿佛是計對某些現實問題和現象而提出的，很能發人深思，催人猛醒。
粉碎“四人幫”後，百廢待舉，百業待興，我們黨麵臨著一係列的“撥亂反正”的繁重任務，工作千頭萬緒。1978年5月，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馬文瑞同誌在學員動員大會上提出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關於黨的學說”。他在講到學習黨的學說主要解決什麼問題時，首先強調要增強黨性，指出“我們黨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是按照民主集中製的原則組織起來的，有統一的紀律”。“民主集中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我們黨的組織之所以堅強有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它是按照民主集中製原則建立起來的。各級黨組織都要認真執行民主集中製，正確處理民主製和集中製的關係”。強調“首先要充分發揚黨內民主，要尊重《黨章》規定的黨員的民主權利。隻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全黨的積極性”。他還引用毛主席的話加以論證所謂發揮積極性，必須具體地表現在領導機關、幹部和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於和善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於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從愛護角度出發的監督作用。沒有這些，所謂積極性就是空的。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於黨內生活的民主化。”這是很有針對性的，是“撥亂反正”的一個輿論前奏，是在黨建領域這個重災區著手“重建家園”的理論宣言。意義十分深遠。同年八月，馬文瑞同誌為《紅旗》雜誌撰寫署名文章，題為《恢複和發揚民主集中製的優良傳統》，把他的上述觀點進一步完善並在更大範圍內公開發表。他結合學習毛主席1962年發表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針對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發揚民主，健全民主集中製，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發表了一整套意見。他首先從探索理論源淵和黨的曆史入手，說明“民主集中製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並針對“文革”期間“萬馬齊喑”的狀況，指出“實行民主集中製首先是要讓人民群眾講話”。一針見血地表明觀點，認為能否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根本上是個世界觀問題”。這篇文章的發表是對“四人幫”亂施淫威、為所欲為、亂黨亂軍、禍國殃民的一發振聾發聵的重型炮彈，在當時情況下，對恢複黨內正常的政治生活具有深刻的啟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