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發揚黨的一係統優良傳統和作風，發揚延安精神，是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馬文瑞同誌努力實踐和從事理論探索的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曆史意義的課題。這首先體現於他為領袖、先烈和已經過世的許多同誌和老戰友撰寫的紀念性文章中。他對於自己的這一類文章是十分看重的。說到這裏還有一小段插曲。他的《文選》按照正常標準原本要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的，但聽說文獻出版社按慣例要去掉紀念性文章，他便決然同意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了。他認為自己的《文選》中，不能沒有對過去歲月中許多人物及其精神的回憶和紀念。最終收人《文選》的先後有緬懷毛澤東同誌、劉少奇同誌和紀念劉誌丹、謝子長以及曹力如、馬明方、張德生、杜斌丞、任誌貞、潘自力、王兆卿、畢維周、崔明道、高祿孝、王守義、高慶恩、楊虎城、白明善、高峰、李合邦、唐洪澄、趙蒼壁等同誌的文章。馬明方是同馬文瑞同誌有四十多年共同革命經曆的老戰友。他在紀念馬明方同誌的文章中寫道：“馬明方同誌是一個忠誠老實、光明磊落、作風正派的人。”又講道：“馬明方同誌的工作作風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親自動手，認真負責，嚴格要求。”他所推崇的馬明方同誌的這些優點，其實是他們那一代人在長期的血與火的鬥爭實踐中和複雜情況下磨煉出來的共產黨人的共同品格特點，是我們黨的優良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的具體體現。在粉碎“四人幫”後的相當一個時期，在“左”的幹擾仍然未能完全消除的情況之下，馬文瑞同誌正是以這種“紀念”的方式，努力把揭批聲討“四人幫”的罪行和“恢複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由抽象的口號變成生動具體的有內容有感召力的行動。為了更好地宣傳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宣傳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跡，馬文瑞同誌曆來對黨史研究工作十分重視。
他在擔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時，正值“四人幫”粉碎不久，他親自抓黨史工作，還支持辦起了《革命英烈》雜誌。並親自為刊物撰寫發刊詞。他在文中深情地寫道：“在漫長的艱苦的革命鬥爭中，陝西這塊土地上，有數以萬計的革命烈士為著人民的革命事業，前赴後繼，英勇犧牲……他們不愧為人民的英雄、革命的中堅、民族的精華……我們要學習革命英烈崇高的革命理想，大公無私，舍己為人，艱苦奮鬥，不怕犧牲，熱愛人民、熱愛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他的直接領導下，陝西《革命英烈》成為當時全國一份很有影響的雜誌。在恢複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方麵，他自己也正是一個身體力行的典範。那一時期，和以後各個階段，無論政治風雲如何變幻，他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不動搖，他的艱苦奮鬥的作風不改變，他的密切聯係群眾的意識不淡化，他的開拓創新的銳氣不減當年。他始終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勇敢的捍衛者和堅決的實踐者。無論情況多麼複雜，壓力有多大，他都矢誌不移，躬行不止。陝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之一，馬文瑞同誌在陝西工作五年多（1979年至1984年），正是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任務最繁重的五年，也是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力度很大的五年。他頂著壓力解放老幹部，清理三種人，還建體育館、修城牆、建機場，為老區延安開采石油爭取特殊政策。這些工作今天看來，都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對陝西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84年5月馬文瑞同誌被補選為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後，離開緊張繁忙的省委第一書記的崗位，使他有可能係統讀書並深人調研思考問題了。他關於恢複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努力進人到理論探索的階段。他深切地認識到，黨的一係列優良傳統和作風都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延安精神的內涵與外延更大，內容更為豐富，在新的曆史時期更值得研究和弘揚。1988年12月，他在為《論發揚延安精神》一書所寫的序言中強調“以延安精神為動力，加強黨的政治思想建設”，並第一次較為全麵係統地闡述了延安精神的科學內涵和現實意義。指出：“延安精神是延安時期在全麵總結革命鬥爭成功與失敗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用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指導革命的具體實踐而產生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和旺盛生命力的精神”，並從“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理論聯係實際的作風”、“艱苦奮鬥的作風”、“密切聯係群眾”和不斷改善和加強黨的建設等方麵對延安精神做了深刻的比較科學全麵的理論闡述，是有史以來黨內高級幹部全麵論述“延安精神”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