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工黨的主要實踐活動是在戰後三次執政時期（1945—1951，1964—1970，1974—1979），最有作為的時候是戰後第一屆工黨政府時期。
歐洲戰場的硝煙平息後僅兩個月，英國便恢複了已中止十年的大選。一個極富戲劇性的結果使全世界為之震動。高舉“社會主義”旗幟的工黨以意想不到的絕對優勢擊敗了“戰爭領袖”丘吉爾領導的保守黨，其得票率和下院議席分別超出對手的8%和146席，成為戰後英國的第一個執政黨。
英國人民的選擇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二戰以來社會思潮發生巨大變化的集中反映。
經典的自由主義經濟的弊端，早在戰前，特別是30年代大恐慌時期已充分表現出來。英國經濟在戰前已步入了僵滯的泥潭，貧困和失業給整個社會投下擺脫不掉的陰影。二戰的破壞，又使全國財富損失約達1／4，出口貿易額減少2／3，英鎊的實際購買力僅為1914年的43%，在軍隊服役和從事軍需生產的人數高達900萬，為戰前的4.5倍。麵臨從戰時轉向和平所帶來的一係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堅持傳統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政策，顯然難以使人產生希望。
另一方麵，國家幹預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二戰期間從實踐上得到證明。自本世紀初以來，“國家幹預”的呼聲日益增強，工人階級是這一政策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他們把國家看作是解決自由資本主義弊端的最重要工具，因而強烈要求國家以“社會公正人”的地位重新安排社會。同時，凱恩斯、貝弗裏奇等人也先後從經濟和社會的角度論證了“國家幹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戰時，政府權力大大加強，工業實現了空前的集中。按照1914年初的“工業核心”計劃，一萬餘家民用企業中，有3，500多家實行合並。“公平犧牲”的要求在戰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體現。工黨理論家拉斯基在分析了戰時英國社會動向之後曾指出：“我們正處於曆史這樣一個轉折點，迫切需要一份巨大的改革菜單。”不然的話，“革命者對於這些人就會具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工黨高舉起國有化、公平化、福利化的旗幟，吸引了廣大英國選民，為它贏得了用來實現自己目標的第一次實踐機會。
國有化和“普遍福利”是工黨的主要施政綱領。
國有化綱領對工黨具有特殊意義。在英國，19世紀末一些激進自由黨人也曾倡導某些行業國有化，但主要是以“經濟合理主義”作為出發點。在工黨社會主義學說中，國有化則體現出對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否定和對生產資料社會化的要求。這是工黨同保守黨和自由黨相區別的重要標誌。
艾德禮政府執政頭三年，立即將國有化綱領付諸實踐，接二連三地推出8項國有化法案，包括：英格蘭銀行、煤業、民用航空業、通訊業、國內運輸業、電業、煤氣業和鋼鐵業等。除鋼鐵工業國有化法案因遭到保守黨的反對而延至1951年才生效外，其他法案均在議會順利通過，並於1947—1949年先後生效。國有企業在整個工業部門中的比重達到20%，這些原私營企業中約200萬名工人也為國家全部接收。
第一批國有化企業主要是通過高昂贖買而實現的。國家向原企業主償付了27億多鎊的補償金。補償金主要是以國家有價證券支付的。這些證券的持有者每年還可從國家那裏得到一筆可觀的利息收入。
艾德禮政府留下的是一種“混合經濟”模式。無論從工業結構、經濟效益，還是資源分配來看，私營企業在這一模式中仍起著主導作用。不過，盡管英國的經濟結構並未發生全部改變，政府利用國有企業和財政補貼等手段，對經濟的控製能力無疑大大提高了。在政府的幫助下，這些傳統工業部門較快地得到恢複。其中煤炭、電力等工業迅速擴展，提供了大批就業機會，在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麵都產生了效益。1947年，英國工業已恢複到戰前的水平，而失業率不到2%。但是，這與工黨1918年綱領規定的“生產、分配和交換手段公有化”目標仍相差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