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可見，戰後初期的國際政治格局對英國十分不利，可是英國並不甘心自己原有地位的喪失，它還要極力維持其大國地位。工黨就是在這樣一種非常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上台執政的。上台後馬上又遇到了嚴峻的國內問題。
一方麵，英國經濟十分困難。大戰使英國損失了約70億英鎊的財富；國家經濟極不正常，通貨膨脹、英鎊貶值、債務負擔嚴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另一方麵為了解決經濟困難，工黨要利用執政的時機來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實驗。經濟實驗的成敗不僅決定了英國經濟能否恢複，而且關係到工黨政府的命運。可見，當時工黨的執政地位很不牢固。正因為這樣，它就非常迫切地需要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
麵對上述的國際國內環境，工黨政府怎樣來確定它的對外政策，尤其是對蘇政策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還必須先看一下工黨製定對外政策的思想基礎和它傳統的對蘇政策。
（二）工黨製定對外政策的思想基礎
工黨是自稱信奉社會主義的政黨，因此它的外交政策不能不受其社會主義理論的影響，實際上工黨的外交政策和其社會主義理論是有著內在聯係的，可以說工黨的外交政策是民主社會主義理論（以前是費邊社會主義）在國際問題上的一種應用和體現，是社會改良主義的特殊表現形式。早在1918年的《工黨和新社會秩序》這份綱領中，工黨就申明他們所要建立的新社會的基礎“不是戰爭，而是友誼”，並把“曆行普遍裁減軍備至最小限度”作為他們所建築的大廈的四條支柱之一。工黨自己認為：他們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原則和目標一直是爭敢和平、安全、獨立和繁榮；工黨一貫反對力量平衡，秘密外交，聯盟和協議，軍國主義，以及帝國主義。可見，和平、安全、獨立和繁榮是工黨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和目標。這裏麵，和平是核心的內容，而安全、獨立和繁榮是和平的前提條件，和平是安全、獨立、繁榮基礎上的和平，而沒有和平，安全、獨立、繁榮也無保障。當然，這樣的原則和目標不一定明顯是“社會主義”的，但“他們可能是由社會主義的信條和原則所決定的。”
基於這樣的原則和目標，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工黨對蘇聯一直奉行友好的政策。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後，工黨領袖麥克唐納宣稱：它給整個歐洲帶來了“極大的歡樂”。在革命的第二個浪潮將布爾什維克推上執政地位時，麥克唐納敦促英國應當向的俄國彼得格勒派住大使。當英國政府積極參加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幹涉時，工黨極力反對，1920年工黨和職工大會向政府施加壓力，迫使英國結束對布爾什維克的幹涉。1924年9月，工黨政府以無條件承認蘇聯政府作出了開端，帶動20多個國家同蘇聯建交，實現了列寧的願望，並且還同蘇聯簽訂了貿易協定。1929年第二屆工黨政府還恢複了一度被保守黨政府中斷了的英蘇外交關係。1937年，工黨領袖艾德禮在《工黨的展望》一書中高度讚揚了蘇聯當時的外交政策：“蘇聯這個唯一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是國聯的成員國，它在外交事務方麵采取了非常現實的路線。它在那些確真愛好和平的國家與那些潛在的侵略國家之間劃清了界限，而對一切資產階級政府不采取不分青紅皂白的敵視態度。” 在慕尼黑陰謀時期，職工大會與工黨協調機構——全國勞工理事會公開發表聲明，反對張伯倫政府向希特勒讓步；工黨議會黨團對慕尼黑協定投了反對票。在那關鍵時刻，工黨和工會的確表現出了偉大英國民族的正氣。在二次大戰中，工黨參加了丘吉爾的聯合政府，對形成和保持英蘇合作的局麵起了很大作用，比如，1941年7月，工黨的報紙對英國軍隊的不出動作戰表示不滿，並且極力主張給予俄國人更多的援助。
在大戰期間，工黨對未來外交政策進行了構想，仍把和平作為目標。早在英國宣戰後的兩個月，工黨領袖艾德禮在一次黨的議會候選人和議員會議的演講上就宣布：他的綱領所要求的完全是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首先，戰爭的結局應該是取得一個真正的和平。在1940年的《工黨，戰爭與和平》這份宣言裏又提出和平目標。1942年，在《舊世界和新秩序》這份報告裏再次申明了工黨的外交政策，並分析了戰爭所引起的國際形勢變化，提出了實現和平解決的原則。以後，在《關於戰後國際安排》這份報告裏，工黨提出了戰後國際政策的最詳盡的計劃。這個計劃的目的就是防止將來的戰爭，報告提出工黨的第一個目標將是盡可能地維持英、美、俄的合作，如果這三個力量團結一致，整個世界就好辦；如果他們分裂，整個世界就是“黑暗的，動蕩的”。但是英美俄合作既不應該導致產生一個排它性的組織，也不應該成為一個統治世界其他地方的工具。在1944年的工黨年會上，《關於戰後國際安排》被作為持久和平的基礎接受下來。費邊社也同意工黨為戰後所製定的國際政策應該不妥協地建立在社會主義原則上。1945年4月工黨公布了《讓我們麵向未來》的競選綱領，在綱領中，工黨宣布它盼望世界進步與和平，還說：工黨要在和平時期鞏固英聯邦與美國和蘇聯的偉大的戰時聯盟。在1945年5月21日—25日工黨年會上通過的《英國工黨政策聲明》中更加明確地說：“我們必須把英國跟美國和蘇聯在戰時所形成的偉大聯盟在和平時期鞏固起來，我們不要忘記，在戰爭來到前的幾年中，保守黨人非常害怕俄國，以至失去了與俄國成為夥伴的機會，這種夥伴很可能會製止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