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扯了半天，我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後革命的文學，當這個社會已經經過了，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付出了鮮血與生命的代價，終於達到了革命的人民奪取政權這樣的一個目標，宣稱人民已經把命運掌握到自己的手裏了。這時候對文學怎麼走？這個文學怎麼辦？也都不錯。比如說蘇聯有法揵耶夫等等占主流的作家，還有肖洛霍夫……蘇聯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他的代表團的成員裏麵就包括肖洛霍夫，而且肖洛霍夫走到哪兒都是這種口氣，這是蘇維埃的作家肖洛霍夫。在蘇聯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肖洛霍夫發言，他說西方世界攻擊我們蘇聯的作家是按照黨的命令來寫作的，這是胡說八道，我們是按照自己的良心來寫作的，但是我們的良心屬於蘇聯共產黨（笑），我一聽這覺悟真高，真會說，真招人疼（笑），但是有的時候人們也會發出批評、責備，就是認為蘇維埃時期的狀況還趕不上法揵耶夫那個時期，這個問題也麻煩，蘇維埃如果不是最好的文學的環境的話，那麼現在蘇聯解體已經過去了將近20年，這20年也沒聽說又出了，都解體了嘛，解體了是不是又該出來托爾斯泰，托爾斯泰二號，也沒見，更沒戲了。1989以後，蘇聯解體以後的俄羅斯，和烏克蘭、格魯吉亞，格魯吉亞出了一個薩卡什維利，也鬧不清這是怎麼回事。中國也有，尤其是到現在，現在我們發展什麼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的今天要全麵小康，所以我每天一講話，人家給我提條子，問得我直翻眼，問我：王蒙先生，您認為文學還能夠存活多久？什麼時候將要滅亡？（笑）一些誇張其詞的一些說法，這些比較多。
革命後的，後革命那個時候文學發達，而且孤注一擲的勇氣，拚了，為了正義，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但是在革命以後呢？會是怎麼樣呢？怎麼發展呢？我不但看到了中國會麵對革命以後這個問題的一個困惑，而且我還看到比如說大家知道南非非常著名的女作家叫拿丁·戈迪墨，我還見過她，她講話的時候的自信，那種使命感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為黑人的權利和種族主義者做鬥爭，她本身是白人，但是她坐過白人種族主義者的監獄，但是種族主義它垮台了，南非勝利了，她達到了她畢生所追求的目的，但是她的聲音慢慢小了起來，07、08年還出了這麼一件事，有幾個搶匪——也是她畢生為之奮鬥的人——進了她的家，搶她的東西，讓她把她的結婚戒指扒下來，她拒絕了，結果她挨了打，這確實是一個事，就是這些熱情的呼喚革命、迎接革命的作家們，在革命勝利以後怎麼樣繼續歌唱。咱們中國還有一些說法，我完全沒有資格，沒有能力對他做出特別明細的判斷，比如前五、六年就曾經有人回憶，說是在50年代，就是57年的時候，有人問毛主席，說如果魯迅活著，現在會是什麼情況？說毛主席回答說，也可能他在監獄裏吧！也可能他不再寫作了吧！當然也有很多魯迅研究所的所謂魯學的專家，對這種說法深惡痛絕，認為這種說法是完全不負責任，也是不符合史實，這說明在這中間也還需要積累更多的經驗。我在兩年多以前我曾經提出一個議題，就是雄辯的文學和“輕薄”的文學，我們的文學不可能僅僅是雄辯，也不可能時時都找一個對立麵來進行辯論，有些時候呢需要更好的表現人性。
關於市場經濟和文學。
第三個話題談談市場經濟和文學，市場經濟和文學這是兩回事，其實這不是一回事。我記得當年有記者采訪一位老作家，說市場經濟的發展對於文學創作有什麼影響？他的回答是我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無動於衷。你寫你的東西，他對市場經濟的發展完全無動於衷，我沒有做到，但是我也並不是因為市場經濟來決定我寫作或者不寫作，市場經濟當然有動於衷，它影響我的衣食住行、生活需要、子女教育、父母贍養以及消費的水平，從這些方麵來考慮，但是它和文學這是兩碼事。但是我們國家呢？一直也有很強烈的反映，就是認為市場經濟毀掉了文學，認為市場經濟摧毀了文學，有一個非常可愛的老作家，老的革命作家，我不打算提他的名字，我最近聽說，這位大師已經，他說過去我們是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我們現在要冒著敵人的鈔票前進。這我也不明白，因為過去我舉的例子，就是說在革命成功了以後，有一些曆史人物那種浪漫性就降低，比如說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唱起來非常悲壯，但是我提改革呢你就不能唱，冒著賠錢的危險改革，冒著鬧事的危險下崗，這些都不能唱，可是我沒想到呢，我所敬愛的一位老作家提出了，說冒著敵人的鈔票前進。敵人的鈔票來了，你收回來交給革命不就完了嘛！那鈔票能把人打死嗎？砸在腦袋上一摞，50萬元捆成一包，從四層樓上往下照人腦袋上砸，那還是有一定的威脅，如果砸昏了以後，一看旁邊有50萬元，也許臉上會顯出苦笑兼甜笑，這個我不太明白。有一個地方舉行詩歌節，有一個詩人就講，紅旗都倒了，詩還有什麼用？某雜誌曾經說過，現在文學狀況比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壞，比淪陷區壞，比白區壞，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現在據說是為了迎合市場，有了什麼下半身寫作或者其他一些涉嫌不雅的一些寫作的內容出現，我們和從前處境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文化革命前1949年到1966年是17年，這17年一共出了200本長篇小說，平均一年能出11、12本，現在每年出版的長篇小說700至1000種，沒有一個人說得清楚這一年都出了一些什麼長篇小說，哪怕他的專業比如說在北大當代文學研究中心長篇小說課，好像沒有這麼一個課，他也說不清楚，好像就是有了更多的選擇的可能，可以滿足更多的個性化需要，這是一個好處，還有一個好處呢，就是它把有些因為有歧義，而不能順利出版的一些內容也都出版了，一個東西，100個人，99個人否定，1個人的肯定他也出版了。但是壞處也有，好的作品也淹沒在上千種的新書裏麵。我現在上西單圖書大廈，有的時候我看到那些書以後，我就歎息，再不要寫書了，到處都是書啊，你想到的他也出，你想不到的他也出，現在沒有出的書了。所以有些人回憶起來，現在60年，有些人回憶起來就覺得，從59年到66年，尤其是59年到62年、63年，因為後來越來越緊了，那個期間的長篇小說最成功，舉個例子《保衛延安》1959年，《三紅兩廠》（音），文學出版社還出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60年代還有《野火春風鬥古城》，寫到《遊擊隊》、《苦菜花》等等，有一批現在的人們都還記得，或者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你要是拿兩本書，一本比如說是2008年出版的，還有一本是1968年出版的，68年就不要說了，1962年出版的，你要放在一塊兒看看，你不能說現在的書越寫越差，反正有不同的文學環境下麵，在一種不同的文學生態下麵，在一種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曆史時期下麵，人們閱讀文學作品的心態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北大這樣，但是我看到了，說餘華有一次跟學生們交流，談到當代文學，就不斷的有同學提問，說你看五四時期作家寫得多麼好，現在作家寫的多麼差，把餘華說急了，他說我實話告訴你們吧！五四時期的那些，我不說名字了，要不我說了也沒關係，說什麼《河塘月色》什麼的，現在是個高中生作文都可以做成那樣，說你們看我的作品比他們寫得好多了，說我唯一的弱點就是我還沒死啊，我要死了以後，你們不說我的作品好才怪呢。這也是一種說法，一個作品的被接受，被抬高或者說被重視，當然和作品的質量有關，也和許許多多的情況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