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對美國社會，適用性恐怕有限。西方社會各走各的道，不同階層的人盡量互相視而不見。對中國社會，卻是非常有用，這個社會，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恒久傳說，有仰視階梯的古老傳統。尤其是那些讀通了《格調》之類書的人，可以玩“自我塑造”，因為富人很可能格調粗俗，而窮人格調可以玩得高雅。
據此書序言說：“通過自身的教養，品位的提高，一個人不需要擁有很多金錢，就可以達到較高的社會地位。”而且，格調似乎比金錢還好，“有錢並不必然是你的社會地位提高，因為這世界上總是有人不在乎你的錢財。但有生活格調卻必然會受到別人的尊重和欣賞，因而提高了你的社會等級。”
處方絕對神奇！提高社會地位無須昂貴的硬件，憑空淩虛白日飛升，豈不妙哉？這真是個自我符號化的時代。
如此格出來的社會地位，或許真有用：到仕女如雲的晚會上，得個滿堂彩，或是昂然闊步商場走一遭，帶著自己吹脹的自信心和腰包。說這是騙術，騙人偏己，或許太刻薄；說這是自我推銷術，恐怕差得不多——格調要被看出來才成為等級，醉翁之意在觀眾。
3
自我膨脹，與自我懷疑，似乎是現代性的兩個互補的成分，或者說，自我在現代本有的難題。
都說現代性起源時——文藝複興，啟蒙運動——“發現了人”，建立了人本主義。
我懷疑這一點：自有文化起，就是人的文化。神是人的影子，仁義是人的秩序，隻是借天之名而行之。
我總認為，現代性起源時，發現的是“我”。文藝複興前繪畫，雖然總是神話宗教題材，神依然有人的完美肉體。
自此以後每個畫家都不知疲倦地畫起自畫像來：典型姿勢是四分之三角度偏轉，一手色板一手畫筆。庫貝爾幹脆把自己畫在全體朋友注視的中心，背後裸身站著他的女模特兒，如癡如醉地看著他的畫刷。
這種自我注視，幾乎成了姿態。例如尼采的畫像，手執筆與紙，是一個非畫家的“自畫像”，向觀者四分之三地展現他的自我。
於是整個思想的宇宙圍繞著“我”旋轉，大千世界，樞紐在我。理性主義的笛卡爾，我思故我在，夠謙虛的。康德把哲學歸結為四大問題：
我能知道什麼？（形而上學）
我應該做什麼？（倫理學）
我可以希望什麼？（宗教學）
什麼是人？（人類學）
最後一個字麵沒有說“我”，實際上還是說我與其他人的關係。
到20世紀，海德格爾認為哲學關心的，依然是這四個問題，但是他看到的更多是“我”的種種不能：
我能知道什麼？我明白有所不能知；
我應該做什麼？我明白許多是做不成；
我可以希望什麼？我有所期望而被拒絕；
什麼是人？我生存的本質究竟何在。
即使康德，也已經看到人類的自我意識，即關於我的追問，充滿了苦惱，“我”被置於宇宙中心，並不是很舒服的事。奧地利哲學家布伯說，他才14歲時，這個太難的任務就讓他苦惱得要自殺：
一種我所不能理解的必要性朝我席卷而來：我必須一次次地想象空間的邊際，或他的無邊，想象有始有終的時間和無始無終的時間。但兩者同樣不可能，同樣毫無希望——不過又隻有在這兩個荒唐事中作出選擇。在不可抗拒的壓力下，我在兩者之間搖擺，數次竟至有瘋狂之危險，以至於我想到以自殺來解脫。
最後，他讀到康德，才恍然大悟，時空並不基於世界的內在本質，而是基於我生而有之的感覺的方式，不必苦求原因。明白過來，才免於一死，豈不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