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爾說：“比起我的身體，我更能理解我的靈魂。”他的意思是說，對別人，我僅僅能了解身體，因為我無法接近別人的意識。即使是作對比，這句話未免太樂觀。哪怕《格調》這樣的通俗書，都在令人信服地說，我對自己身體的了解還非常起碼。哪怕在讀懂了該書之後，我對我心的認識，恐怕還沒有起步。不然我不會對自己的社會等級無所措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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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以來，自我膨脹式浪漫主義者，層出不窮。提倡英雄崇拜的卡萊爾，建立“自我”體係對抗非我的費希特，把藝術視為解決主客觀“最高同一”的F·施萊辛格，聲稱“唯有意誌是自在之物”的叔本華，以及那位推崇“強力意誌”的尼采，讓人眼花繚亂。
德國人的自我膨脹，偏向於哲理。美國人則把自我膨脹作為應有的生活方式。惠特曼的《自我之歌》（Song of Self），楚圖南譯成《自己之歌》，稍微閃開一下，躲開“我”字。但是反複詠歎得很明確：“我讚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
哪怕有“你”，還是自己：“我相信你，我的靈魂。”
另一首同樣有名的詩《我歌唱帶電的肉體》，說得更清楚一些：“我歌唱的主題是渺小的，但也是最大的——那就是，個人自己——一個單一的個別的人。為了新世界，我歌唱這個。”
自我膨脹是美國的需要，不一定是歐洲（“舊世界”）的需要，其他國家呢？惠特曼當時無法猜到中國人自我的崛起。
幸好，每當有一群自我浪漫主義者出現，必有更多的自我限製的悲觀主義者應運而生，不然，現代思想史，就成了自大狂的辯護史，現代文學史就滿是向這無限飛翔，而滿世界無人不癲狂。
例如加繆在《反叛的人》中就認為在蘇聯式的集體主義，與美國式的“存在主義”之間，可以有一種“地中海－歐洲文化態度”：回向希臘文明倡導的平衡，人不一定非要跨過生命的局限。反叛是需要的，但是浮士德式的無限追求，會讓人失去節製。
我同意英國當代哲學家吉登斯所說的：“晚期現代性境況中的自我，必須依靠反思產生。”《中庸》裏說的“不思而得”的聖人，在現代已經不可能。
自我膨脹，是為了漲破傳統社會的硬殼，引出開放式的個人——社會關係，以適應市場需要。這殼固然是限製，卻也是自我的保護殼。裸露的自我，固然在一定範圍內有選擇的自由，卻增添了選擇的焦慮：自行建立與社會的關係，遠不是毫無精神代價。
自我限製派與膨脹派的對立，最出人意料的是弗洛伊德與賴希（Wilhelm Reich， 1897－1957）學說的衝突。一般都認為弗洛伊德應當對20世紀的自戀狂負主要責任。或許有道理。但是賴希的心理分析理論，崇尚自我遠遠更甚。
這位奧地利醫生原信奉弗洛伊德，投於門下。1927年出版《性高潮的作用》，認為性高潮是某種宇宙能量（他稱為“高潮素”Orgone）與自我的對接，是人生的至高需要。而各種社會壓製，形成生殖器官的“黏膜甲殼”，自我一旦失去“高潮潛力”，生理上會引發高血壓、潰瘍、風濕等“壓抑病”，社會上造成沙文主義，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無法達到完全的性高潮，就不會有完整的自我。
弗洛伊德描述的自我，遠比賴希說的複雜：完全立即地滿足本能欲望，會同社會發生衝突，而且引出過大的負疚感。弗洛伊德認為“我們的文明是以本能的遏製為基礎的”。他認為這是必要的，是文明的代價。自然，現代文明向縱深發展，意味著負罪感增加。
賴希的書，1947年譯成英語後，突然開始轟動。1954年，他的著作被禁，已經移居美國的賴希本人，也被關進瘋人院。而弗洛伊德的女兒安娜·弗洛伊德任主席的心理分析學會，宣布開除賴希。
鬥轉星移，賴希1957年死於獄中後，他的各種著作大行其道，這位一度被視為偽科學家的妄人，現在成為聖者。
馬爾庫塞在《單麵人》中發展出來的理論，基本上與賴希一脈相承，隻是從心理學轉到社會學上：發達工業社會壓製人的深度欲望。我們或許可以看到自己政治上如何受擺布，但是無法說清自己在文化上、心理上如何被社會控製。要索回自我的“反抗能力”，隻有回到本能欲望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