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個人反抗哲學，在薩特那裏集大成。人按照自己的意誌造就他自身：你選擇做什麼樣的人，就成為什麼樣的人。如此樂觀勇敢的存在主義，離海德格爾那種強調存在的畏懼和焦慮的哲學，已經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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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看到，自我，是一切思考的出發點。有什麼樣的起跳，就紮進什麼樣的水裏。“我”，遠比我們膽敢設想的複雜得多。
當代生命科學的飛速發展，反而讓人看到越來越多的限製：我隻能存在於一定的種族，階級，性別之中，對此我們沒有選擇能力。我們身上先天決定的因素，遠比我們想象的為多，生命像一顆已經丟出去的骰子：在基因那一團糾結的亂麻裏，智商，相貌，身高，體重，瞳仁的顏色，以及許多疾病，都已經先於我的存在被決定，任我如何“選擇”都無法改變。最近，調查同基因雙生子，發現基因甚至決定了我們的“幸福感”：同樣的半杯飲料，有幸福感基因的人，傾向於說“還有半杯呐”；而生來感到不幸的人，常說 “隻剩半杯了”。自我的第一大奮鬥目標，竟然先天已經決定！
關於性格的研究，似乎擴大到基因之外。據心理學家調查，母親做得不好，會使子女一生遇到多達70項的“問題”。最近又有調查，發現剖腹產嬰兒，長大後容易依賴他人，性情急躁。他們沒有“陰道產兒”那種奮鬥掙紮讓自我出胎的“胎兒記憶”。在西方，近20年剖腹產增加三倍；在中國，恐怕30倍不止，無怪近年煩躁兒童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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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問題，如此複雜，就像自戀與羞恥，饕餮與厭食，大部分人在兩極之間搖擺。據許多傳記說，最漂亮的女人戴安娜王妃，生前就是每隔一個星期從暴食跌倒另一頭——厭食。社會規範，給我的選擇自由帶上負罪感，於是我們想自我控製，健身，化妝，整容，當今各種控製自己肉身的秘方，成為大規模的產業，與其說是由於我們自戀，不如說是對自我感到焦慮。
而在當代中國，我們讀到許多平易近人的自我中心教導：哲理散文家贈給我們的尤其多：
“人必須有人格上的獨立自主”；
除了事業愛情，“不要忘記最主要的事情：你仍然屬於你自己”；
對每個人，最寶貴的是自己，因為，“你死後，沒人能代你再活一次。”
看來我們的哲學家是在把尼采“成為你自己”的訓導，變著花樣反複說。
這些箴言，如果是美國教育家寫的，恐怕他得為這幾句話作一番界定。如果是歐洲校長，恐怕他會挨社群主義者的抨擊。在當今中國，聽起來幾乎是老生常談。抱怨這些“哲理美文”清湯寡水，沒有思想韌性的讀者或許有之，對這些話是否站得住腳的懷疑，我尚未聽到。
曾幾何時，我們尚是以對國家責任感的道德立國之模範，不久以前，我們還是全世界最美好的集體主義烏托邦。難道真是中國人變化快？或許美國漢學家感慨得對：“中國人學美國學得真快”？
讓我鬥膽說一句：中國人學美國人太容易，中國人學做中國人才是難事。
中國傳統社會的倫理道德，即儒家家族倫理，本來就不牢固，缺少價值超越性，宗教式神聖化不夠，加上缺少哲理的深慮反思，流於疏淺的工具理性層次。“文革”把這套改裝過的舊價值，付諸狂熱極端的全民強迫實踐。在不可避免的大失敗之後，從“文革”後期開始，就隻能把這些價值棄之不顧。從那時起，中國人就早已經不像中國人，更像信奉實用主義的美國人。
我倒是聽到過一位做比較文化研究的美國學者，提出一個有意思的虛擬實驗：把一個世紀前的平均美國人，西歐人，波斯人，日本人，印度人，俄國人……以及中國人，與當今的平均美國人，西歐人，伊朗人，日本人，印度人，俄國人……以及中國人，一對對坐著，你就會發現，從外表到內心，中國人變化遠為最大。
中國人變得如此快，當然是好事。但是，竟然沒有一個中國哲學家出來，為中國人急劇變形的自我作辯護，或代我們憂慮反思，一切都似乎是自然而然，不必質疑，這點最令我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