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爾金的對華策略，很明顯著重政治：對清廷采取恫嚇式猛打（尤其是晝夜炮擊，火燒之類炫武施威式戰法），不相信諾言甚至條約，務必把清廷打怕，實際上是一種武裝勒索。與此同時，誘之以利：兩次戰事之間，額爾金率領五艘炮艦上溯長江，向太平軍挑釁，炮擊太平軍工事。第二次攻擊之前，部分西方軍人留在上海，幫助清軍抵禦李秀成日益緊迫的包圍。一打一拉，終於使顢頇無能的清廷徹底認輸。
以上額爾金的“事跡”，許多近代史書籍上都有。本文要說的事，可能中國讀者尚不太清楚：這個八世額爾金伯爵，是個著名的自由思想政客。父親在希臘用錢過於大度，家道中落，此人靠現代式煤礦開發而致富，作為保守黨競選成下議員。30歲時兄病故，辭議員職繼承爵位。蘇格蘭爵位不能進入上議院，因此被英國政府委任為牙買加總督。在任上主張解放黑奴，並且“在道德上，教育上，社會身份上，提高前奴隸地位”。
1847年，他被任命為加拿大總督，馬上就遇到1848這個歐洲革命之年。加拿大獨立派，講法語的魁北克人，以及正在大量遷入北美的愛爾蘭人，都在謀劃加拿大革命。額爾金迅速在加拿大建立“責任內閣”，對加拿大議會負責，而不是對英王負責，實際上給予加拿大半獨立地位。此事使加拿大與英國本國的保守派都異常震怒，幾乎釀成暴動，額爾金本人被暴眾毆打，但是他沉著應付，穩定了加拿大政局。
1854年他回到倫敦，從保守黨轉入輝格黨（自由黨）。上院和政府都邀請他加入。正在此時，發生了上麵說過的“艾羅號事件”。首相帕默斯敦（Henry Palmerston)要借此發動對華戰爭，由於借口本身過於荒唐，議會中的自由派極力反對，政府議案被多數議員擊敗。帕默斯敦被迫解散議會，提前舉行大選，用“愛國主義”煽動選民，結果建立了支持者占多數的新議會。額爾金就是在這個背景上被選作對華遠征軍統帥。
如果說額爾金在二屆外任，贏得了“用自由主義方式改造帝國”的響亮名聲，這一次卻不同：中國並沒有被征服，並不是英帝國的一部分。額爾金的自由思想，是英帝國內部關係的處理方式，例如後來他擔任印度總督時，就因為拒絕赦免殺害印度人的英國士兵，遭到全體在印英人的憎恨。但是對拒絕與帝國交往的人，例如軟硬兼施就是不開放門戶的清政府，額爾金就不得不做一切“必須做的事情”——任何政治立場的英國政客都必須做的事。
與別人不同的是，額爾金一邊做，一邊感到良心責備。他的大量“同步懺悔”留在日記中，留在給妻子的信裏。
關於“艾羅號事件”，額爾金覺得“沒有比眼前這場爭吵的起因更可鄙的事了”。這句話他看來沒有對帕默斯敦首相說，不然恐怕不會委任他了。
關於對廣州的晝夜炮擊，“對此事我極為厭惡，我幾乎無法相信我自己在寫下此事”。
在轟擊大沽要塞之後，威脅進攻北京時，他寫道：“我是被迫如此野蠻行事，我是中國人的朋友。”“看到我的同胞的態度，我一生從來沒有如此厭惡。”
在《天津條約》簽訂後，他說，“肯定我們與中國人打交道的方式至為醜惡，如果不是相信我能為中國人做點好事，我決不願意參與此類醜行……任何人都能把《天津條約》弄到手。我的成績隻是用最小的人命代價取得之。”
他的邏輯似乎是：強迫開放中國，對中國人是好事。他的任務是盡量減少過火做法，減少英國人，以及中國人的生命犧牲。應當說，這個基本立場似乎可以理解。但是讓額爾金成為千古罪人的，正是他沒有守住這條底線。
1860年10月初圓明園被搶之後，他到現場視察，十分震驚：“這個園林之美，一如英國公園：有無數建築，珍奇古玩，美奐美輪，竟然被如此糟蹋，沒有一個房間得免。而且打碎的占一大半：搶劫已經夠糟糕，破壞更慘，所劫的價值絕對不到一半。法國兵亂撕絲綢，打碎玉雕瓷器。”他的結論是“戰爭是一件可憎的事，看到越多，越恨之入骨”。誠然聯軍紀律之差，一直使額爾金頭疼，他自己司令部的藏酒也被士兵偷走。但是劫掠圓明園不是幾瓶酒的事。他把自己應負的責任推得一幹二淨，無怪乎需要“懲罰”清軍殺俘行為時，索性讓圓明園燒成焦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