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爾金的“理智”，並沒有阻止他采取最罪惡的暴行。他的私下“懺悔”，看起來非常虛偽，典型的帝國主義虛偽性：偽君子比直腸子犯罪分子更為可恨。
讀額爾金這些自白，我想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
首先是自由平權思想本身的局限。正如民主製一開始是有身份者的民主：在希臘，是奴隸主民主，在英國是貴族民主，在初期美國，是白人種植園主的民主；在18世紀的西方，是富人民主；19世紀，是白人民主，男人民主。世界範圍內人民的平權，更是近世才慢慢展開的思想。
但是權力者的“開明”態度，始終是針對“自家人”的。蘇聯改革開放的第一人赫魯曉夫，卻是匈牙利的鎮壓者；林登·約翰遜在美國總統中，算是最開放的人，任期內通過了民權法，開始了醫療福利方案，但他卻是利用“東京灣事件”，使越南戰爭升級的罪魁禍首。香港總督包林，是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邊沁的終身密友，甚至是英國最早的工人運動憲章運動的支持者。但是他為帕默斯敦製造了一百年前的東京灣事件。
在某個位置上，在麵對“非我族類”時，自由思想似乎一直有個邊界。到今天，自由主義原則上不再有民族邊界，但這隻是就理智而言。在感情上，在潛意識中，民族與民族還遠遠沒有能夠“生而平等”。
因此有的人認為，額爾金的私下懺悔，是自由主義的“本質暴露”。我認為這種說法，也不能說錯。自由主義，本來就是一個逐漸發展的複雜思想集合。
第二個問題是，懺悔與不懺悔，有區別嗎？我想是有的。不懺悔者的價值觀整體而無裂縫，一貫而不變化。希特勒從無懺悔之詞，一直到柏林陷落，舉槍自殺前，他都不認為他給德國人民帶來需要道歉的災難，反而認為德國人證明自己“弱質”，辜負了他的希望。德國社會黨領袖勃蘭特等開始的民族反省，凡是了解德意誌民族性格中內在驕傲的人，都知道這不是一樁容易事情。
東條英機到死前也不懺悔，大半個世紀以來，日本的政治領袖，一直拒絕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做認真全麵的懺悔。不用說日本人，就是當過漢奸的中國人，除了溥儀思想改造，半輩子寫檢討，其他有誰做過懺悔？周作人有幾十年靜思時間，寫了不少文字，沒有一點懺悔，連與魯迅反目的事，也未認錯，反而怪到信子與許廣平兩個女人身上。讀胡蘭成《今生今世》，很奇怪他連給吳四寶這種上海灘最肮髒最血腥的人物出謀劃策，都津津樂道，毫不覺得有必要懺悔，無怪乎他也不覺得有對不起張愛玲的地方。如此得意地談自己的漢奸經曆，也是一奇。再看王力回憶“文革小組”，周一良回憶“梁效”，調子基本相同。我相信還有不少人的“文革”回憶，最後終會出版，但是能讀到中國人像樣的懺悔嗎？我對此不抱希望。
額爾金本來沒有必要做任何懺悔，私下懺悔也沒有必要——沒有人在呼叫：額爾金，你為什麼不懺悔？懺悔與不懺悔，對中國沒有區別，圓明園燒了，再懺悔也隻有斷垣殘壁了。額爾金這種私下懺悔，與受害者無補，他隻是安慰自己的“良心”罷了。
但是，我認為，不管在什麼範圍之內懺悔，懺悔總比不懺悔好。因為懺悔顯示價值觀的衝突，“職責”與思想的背離，社會認同與個人信念的對峙。這種衝突可能是虛偽的，但是總有一天會爆發出來。哪怕作為個人，例如額爾金，已經灰飛煙滅，代表這兩種價值觀的文化力量，卻不會容易消失。
現代社會的形成，不僅是集團利益互相製衡，也是價值觀念互相製衡。如果額爾金已經發現帝國主義利益，與自由思想互不相容，隻是因為各種原因，例如建功立業的打算，或是認為中國應當強迫開放，他把帝國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懺悔隱沒在日記書信裏。不過總有一天，這種懺悔會在民族思想中浮現出來。
而能懺悔的民族，與不能懺悔的民族，最後還是不一樣的。我這裏並不是說英法政界已經在認真懺悔帝國主義時代的罪行，我是說，西方思想界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是嚴肅的。
本文許多額爾金的引文，轉引自約翰·紐辛格（John Newsinger)在2002年第1期英國《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上發表的文章《額爾金勳爵與中國戰爭》（Lord Elgin and the China Wars),特此致謝，雖然筆者看法與紐辛格先生不同，但是該文對自由主義的嚴厲批評，可以作為本文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