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五一，有一種“嘉年華會”的招搖逗弄氣氛。隻是街上幾乎沒有任何黃皮膚人：連無處不在的日本韓國遊客，去年吃了憋尿的虧，今年旅行社特意安排，去遊覽蘇格蘭高地了，失去了看西洋景的機會。
如此一描寫，這種示威運動，似乎“不長牙齒”，有趣好玩，色彩繽紛，但不認真。可是60年代的嬉皮士運動，也是看起來像反叛期少年，調皮搗亂，各色花樣玩得比現在更多。最後卻演變成現代西方文化史，社會史，政治史上不得不大書特書的重要分水嶺。
目前出現的這個反對運動，與60年代，真有許多相同的地方。
首先，這個運動，與西方政治左翼關係不大。嬉皮士運動，當年就沒有得到西方各國社會主義政黨的支持。
據說西方各國的共產黨，在千禧年曾有聯席會議，決定“積極領導”反全球化運動。但是他們人數不多。五一那天，我設法與遊行的幾個無政府主義者聊聊，發現他們對這個主義一百多年的曆史，對其理論先驅，了解實在不多。我的感覺是，他們自稱無政府主義，隻不過是不願意與已有的任何思想體係有聯係。
60年代有薩特和馬庫塞兩個理論聖者，現在喬姆斯基和宋塔格在網上討論中不斷被引用。但喬姆斯基是語言學家，宋塔格是個風格獨特的散文家，他們不是社會理論家或哲學家，他們沒有提出能作為新反對運動思想基礎的新哲學。
9·11之後，西方的學院新左派，正在調整腳步，大部分左翼思想家，感到難題重重。但是即使在9·11之前，學院新左派也出現“阿多諾現象”：60年代末，著名的法蘭克福“批判理論”大師阿多諾，理應是反對運動領袖，但是卻與他的激進學生意見相左，竟然打起官司。
最大的相同點，是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對新反對運動持保留態度：取消第三世界債務，對西方工人福利沒有好處；善待新移民，威脅到工作保障。自從歐美福利國家化，工人階級就成為“中左”主流政治的社會基礎。60年代如此，今日更是如此。
與60年代一樣，新反對運動的組織，簡直像細胞分裂，能分必分。新組織與舊組織互相交叉重疊，係譜不清，領袖人物也難以維持地位。90年代中期知名的一些無政府主義團體，現在都不知影蹤。與60年代一樣，小派別各自為政，整個運動自發性很強。因特網與手機，使參與更為隨機。
但是兩個運動，相隔40年，更有很多不同點。
60年代的反對運動的集合點是越戰，非常具體。新反對運動的注視焦點——全球化——目前有太多的爭論。究竟全球化是大壟斷企業榨幹發展中國家，還是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競爭機會，各執一詞，難有定論。
60年代的反對運動，彙合兩種主要力量。一是大學生，二是爭民權的黑人。今年五一遊行，有大學生組織叫“反學費”（No Fee)，目標明確，訴求不高，就在倫敦大學樓下集合，人數不是很多。新反對運動的少數民族，是穆斯林移民， 五一遊行穆斯林很多，支持巴勒斯坦遊行，目標地點是美國大使館，在那裏焚燒了布什的紙人。西方的穆斯林，要能扮演當年黑人的角色，必須有道義優勢才行。這一點成了大困惑。
我想最複雜的一個問題，是暴力對抗策略。許多無政府主義組織，動物保護組織，環保組織，都曾宣稱，不用暴力，無法推翻資本主義；前幾年的暴力示威，顯然對擴大聲勢，吸引傳媒，施加壓力，起了很大作用。但是9·11事件之後，再使用暴力示威，很難得到民眾同情。今年2月曼哈頓的世界經濟論壇會，也有示威，隻有一人被捕。在蘇黎世的聲援示威，規模稍大，也隻有一名警察受傷。這次五一“基本平和”，警察的防範固然是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整個運動的傾向變化。巴黎，柏林，悉尼，今年的五一示威，不約而同比較平靜。
光憑我粗淺地觀察這次五一，不應當引出那麼多正正反反的結論。但是，這個巨大的冰山，前三年來勢很猛，一度似乎沒下水麵，現在又重新顯出身形，迫使我們關注。
它至今沒有一個稱呼。“新世紀激進潮”已經過了時間；“無政府主義”讓人誤會，參加者有人堅決認同，有人堅決反對。“新反對運動”是我的取名。用作一個傘形稱呼，或許可接受。
讓人深思的是，這個運動，至今沒有出現在任何發展中國家。固然，非西方國家有反戰示威，但是沒有反全球化示威，五一遊行也不見類似主題。甚至，海外的中國人，也沒人參加西方街頭示威。中國“新左派”理論家，無論身居國內海外，或許能給我們說說個中關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