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冰櫃裏的犯人
站在那個躺著死人的冰櫃前。
我想離開，他卻一把拉住了我。
“既然來了，當了獄警，這點小事就怕成這個樣子？膽小鬼！”他厲聲喝道。
“誰害怕了！我才不怕！”
我慢慢走上前去，站到那個冰櫃前，低下頭。
他撒謊了。
冰櫃裏根本就不是一具屍體，而是兩具……
那是我永生都不會忘記的一幕，也許就是從那天起，我的人生徹底改變了……2008年2月4日，我28歲，被分配到了監獄病犯監區工作。
盡管我報考的是政治處宣傳幹事，還是要下監區，當獄警。
更令我沒有想到是，我會與她相識，並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這天，零下二十幾度，天寒地凍，滴水成冰。
監區教導員帶我從機關樓，徒步走向相隔幾百米的監區。
他是位中等身材，溫文爾雅的三十多歲年輕警察，他低著頭，慢吞吞地走在前麵，我緊隨其後，趕往未知的未來。
我看到白色的監獄圍牆、鐵窗密布的監舍大樓離我越來越近。
他低著頭問我：“你身體狀況怎麼樣？”
“身體健康，沒什麼問題。”我一愣，他怎麼突然問起身體來。
“從今以後，你要利用業餘時間鍛煉身體，我們監區是全獄唯一的一個病犯監區，裏麵關的都是病犯，殘疾、肝炎、結核幾乎占了一半……”
“會不會傳染啊？”我問他，
“在傳染期的病犯都已經轉入病犯監獄，我們監區的罪犯都是病情較輕的，傳染危險不大，但病毒還是有的。”
我有種跌進萬丈深淵的感覺——
我不是警校畢業的學生，我比對監獄的陌生程度不亞於新投監的犯人。
我抬起頭，已走到監院大門口。
進入監獄前，我把手機鎖在門外的手機箱內——監獄規定嚴禁帶手機進入監區。
看守大隊民警在核實我的身份後，由教導員簽字，留下了我的照片。
隨著鐵門的關門，我步入了監獄院內。
我第一次站在被高牆、電網包圍的院子內，莫名的壓抑感令我喘不過氣。
教導員他走出幾步後，回過頭對我說：“後樓冰櫃裏有個死人，晚上，值班民警會帶你去查看，你要有個心理準備。”
“啊？死人？”我說。
“隻是例行檢查而已，看一下冰櫃電源是否通電。”
“嗯。”我點頭答應。
院子裏穿警服的獄警和穿灰白條“斑馬衫”的犯人從我身邊穿行而過。
監獄內儼然就是一個社區。
監舍樓內處處張燈結彩，貼滿了對聯、掛滿了彩燈。
“還有一天就要過年了，監獄裏的犯人也要過年的。”教導員解釋說，“因為我們監區有病犯，所以，被安排在頂樓四樓，我們有兩個分監區，平時重病犯人基本上不出監區，病情較輕的犯人會出工勞動。”
上樓時，一隊隊其他監區的犯人從我背後跑了過去，一窩峰地衝進了監舍。
犯人們用狼一樣眼神直愣愣地盯著穿便裝的我。
過了“隔離區”四個字時，我到達了病犯監區。
教導員把我送到值班室，然後，向值班民警叮囑一番後，他就走了。
值班民警是三十多歲的瘦高男民警，方臉，大眼睛，他說：“我叫劉達。”
“我叫齊楓。”
“好的，小齊，你先在值班室休息吧！”他把我安置在值班後，就過去了鎖了監門。
值班門口是鐵門，鐵門欄杆上掛著一塊牌子，寫著值班民警姓名、押犯人數。
透過鐵門的攔杆可以看到裏麵是一條長長的走廓。
走廓右邊是一個個罪犯寢室，走廓左邊是儲物間、廁所等。
走廓裏麵燈光明亮，牆壁上掛著黑板，上麵是罪犯寫的一些小詩和改造宣傳語。
黑板旁邊是一張大榜，上麵寫著每個罪犯的姓名及月考核分數。
光頭、穿著毛衣毛褲的罪犯們在走廓裏來回走動。
他們在洗衣服、剃頭、抽煙、閑聊、打掃衛生。
像個熱鬧的大學生寢室，裏麵還不時傳出電視機的聲音。
我心裏還在惦記著那個冰櫃裏的犯人，同時，也陷入了無盡的沮喪。
我對監獄是完全陌生的，我父母是普通教師，我從小酷愛武術，練就了過硬的筆杆子和運動員一樣的身體。
我大專畢業後成為一名鎮政府臨時工，當過人口普查員、政府秘書。
工作八年後，我決定換一種生活，因為不是公務員，相親屢屢受挫。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失眠，健忘，幾乎抑鬱。
我們吃過晚飯後，小劉依然不提那個冰櫃的事。
我忍不住地問他：“我們什麼時候去看那個冰櫃？”
他微微一笑，“別著急，天黑以後，到時我叫你。”
晚上七點，看守大隊巡邏隊的民警開始每個樓層“點號”，也就是點犯人數。
犯人們在監門內的走廓裏蹲成整齊的兩排。
小劉打開監門走了進去，他站在走廓中間，停下。
然後，他開始向走廓深處走，犯人們喊著：“一、二、三、四……”
每個喊數的犯人都會站起來，像慢鏡頭回放的多米諾骨牌。
他們站起來的速度和小劉的步伐剛好吻合。
小劉走到走廓盡頭時，犯人正好喊到了“九十九。”
點號完畢，看守大隊用他們的專用鎖鎖上監門。
鎖完監門，小劉開始寫值班記錄，很認真地寫了十分鍾。
晚上七點二十分，天黑透了。
小劉從抽屜裏拿出手電，嚴肅地對我說：“我們現在就去吧！”
“去哪兒？”
“看冰櫃裏那個人？”他穿上警服大衣，關上值班室的門，走下樓梯。
我緊隨其後，我十分好奇，“他怎麼會在冰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