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中國人來打中國人，不是打普通人，是進攻自己國家的首都，打自己的皇帝和太後，居然沒有任何問題，而且這支中國軍隊打得相當賣力（中國軍團為此陣亡23人），特別能戰鬥，同樣的中國人，在中國陣營裏幾十萬義和團，幾萬武衛軍，都不濟事，而在對方陣營裏，幾百中國人卻所向披靡。令我們在佩服殖民者的“以華製華”策略高明的同時，不能不反觀一下我們自己的百姓。傳統的忠君愛國的觀念，在晚清的亂世，很明顯靠不住了。在同一個地方，一夥人跟洋人誓不兩立，嚷著殺洋滅教，雖然刀大多都落到了信教的中國人頭上，但對洋人的敵意無疑是明顯的。另一夥人（他們其實也不是信教的教民）則跟著洋人殺中國人，殺到了皇帝和太後的頭上。上個世紀末，世界還真是有點亂。
最後提一句，後來，英國人為參加八國聯軍的中國±兵陣亡者立了一塊碑，碑文中英文雙語，但碑的樣式，卻是地道的中國式，雲頭龍紋，跟中國政府為在義和團時死了的德國公使克林德建的牌坊一樣，絕對中國，但卻是對中國的……什麼呢？——羞辱。不幸的是，這羞辱多半是我們自己給自己找的。
懂兵法的和會打仗的
自戰國時趙國的名將趙奢生了個兒子趙括，而且將他養大以後，中國多了一條成語：紙上談兵。其實，自從人們將原來作為軍事製度和規章的軍法，演繹成戰略和戰術的兵法，學習兵法和操練戰事兩者分離的事兒，遲早會出來。孫武做過戰將，寫過兵書，但是看孫子兵法的人，不一定都有機會打仗，大不了關起門來背熟了，教學生騙點束修也未可知。戰國時孫臏龐涓，據說都是鬼穀子的學生，孫龐二人都是操練過打仗的事，一個為將，一個做軍師，但他們的老師，卻隻是一個紙上談兵的。
紙上談兵的人，不見得都是廢物，即使趙括，也有過人之處，談兵論戰，能把個久經戰陣的老爹說得沒話說，可見書是沒少讀，而且能言善辯。如果趙王不是中了秦國的反間之計，一下子就委以如此大的重任，做四十萬人的主帥，假以時日，慢慢磨礪，日後說不定也能有點出息。
曆史不能假設，也沒有機會假設。自趙括以後，凡是提到紙上談兵四個字，後麵的話跟著就是“言過其實”，三國時劉備對馬謖就這麼評價的。但我們看曆史的記載，馬謖所言，未必都不中用，諸葛亮南征，就采用過他的“心戰”策略，而且效果良好，從此以後，南人不複反矣。《三國誌》上講，諸葛亮“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如果談論得不靠譜，現實如諸葛亮者，估計不會跟他浪費這麼多功夫。
可是，能說出很多高論的馬謖，還是在用兵上栽了。街亭之戰，作為主帥的他，不聽王平的勸告，一意孤行地非要把重兵擺在沒有水的山上，結果被魏軍圍困，不戰自亂，丟了街亭，讓諸葛亮大軍進退失據，差點吃了大虧。
王平說不過馬謖，因為馬謖有理論。理論來自《孫子兵法》：兵法上講了“置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然後存。”把兵擺在沒有水的高山上，是置之死地，不僅置之死地，還可以居高臨下，有勢能，按道理沒錯。而且人家韓信，井徑之戰，背水列陣，置之死地，仗打贏了，有成功的先例在。但是他忘了很關鍵的一點——戰爭的情景，也是我們一般所說的事件發生的條件。韓信那個時代，戰爭很有戰國的餘風，以消耗對方有生力量為宗旨，殺的越多越好，戰爭中，各方經常發生把俘虜殺掉的事情，最著名的就是項羽在钜鹿戰後，一舉坑掉20萬秦降卒，在這種情況下，士兵很害怕做俘虜，繳槍投降的可能性很低。加上當時韓信手中隻有一些烏合之眾（老兵都被劉邦調走了），麵對強敵，稍有機會，都會逃走的，隻有置之死地，才有贏的可能——反正後退也是死，前衝也是死，衝過去還有一線生機，也隻有在這種情況下，置之死地的戰術應用，勝機才會比較大。
反過來，馬謖的時代，由於經過東漢末年的大亂，人口銳減，是個各國兵員極度缺乏的年月，彼此之間都想盡辦法爭取對方的兵員，魏國甚至不得已實行了“士家製”，拿士兵的家眷做人質，防止士兵投到敵方去。既然投降不會有生命危險，而且還可能受優待，士兵在麵臨“死地”的時候，最優的選擇，自然是投降——不戰自潰。
比井徑之戰稍早的秦楚钜鹿救趙之戰，也有跟馬謖、王平爭論類似的情況，事情發生在楚軍主帥宋義和副帥項羽身上。宋義跟馬謖類似，此前也有高明的建議和明智見解。先是提醒項梁（武信君）注意戰勝後將驕卒惰。在項梁不聽勸告的情況下，又預言項梁必敗，勸齊使者不要著急去見項梁，省得把命搭進去。钜鹿救趙之戰，按兵不動也有道理：不急出手，坐待雙方消耗，自己承其弊，收漁翁之利，不戰而屈人之兵，完全合乎兵法。所以，宋義很自信，對項羽說：“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打仗我不行，謀劃你不行。結果，項羽不像王平那樣老實，說不過，就動家夥，一刀宰了宋義，自己當家，無師自通地操練起置之死地的兵法，破釜沉舟，大破秦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