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麵拚命給壓力，裏麵還在自縛手腳，這仗當然隻會越打越憋氣，越打越失敗。到1934年夏，中央蘇區已由原來的縱橫近千裏，縮小到300餘裏，中央軍委也不得不考慮離開蘇區，進行長征。
1934年7月，紅七軍團被調回瑞金，包括李德在內的中央軍委接見了軍團領導人，當麵宣布由紅七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
當時中央軍委沒有把先遣隊的戰略意圖說得太清楚，隻是告訴他們，這次行動的最後到達地域為皖南，因為那裏將舉行“皖南暴動”，並由此建立蘇區，紅七軍團到皖南有立足之地。
若幹年後，粟裕才知道，事情遠非如此簡單。
從字麵上看，紅七軍團是“先遣”，主力紅軍會隨後跟進，但按照後來朱德提供的說明，派先遣隊北上，隻是要讓他們“去做個引子”，以便掩護中央紅軍南下。
換句話說，中央紅軍和紅七軍團的行軍方向正好相反，當紅七軍團北上，從而調開敵軍兵力時，中央紅軍將從中央蘇區的西南部尋求突圍。
其實早在第五次反“圍剿”初期，毛澤東就曾提出過一個挽救中央蘇區的策略。那時恰好爆發了“福建事變”，他主張趁機派紅軍主力挺進包括皖南在內的蘇浙皖贛地區，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決戰，以迫使對方的“圍剿”大部隊回援。可惜的是，當時毛澤東沒有決策權，中央未能采納這一良策。
時移世易，現在再派小股部隊深入險地，其本來的效果和意義已一去不複返。畢竟蔣介石也不傻，在第五次“圍剿”勝局已定的情況下，他絕不會因為一個北上抗日的口號，或者一支小股部隊的出動而改變原有部署，更不會放鬆對中央蘇區的繼續圍困。
當然，在情況萬分危急之際，中央嚐試丟卒保帥也未必就沒有一點道理，事情糟就糟在，決策者中途又頭腦發熱，對先遣隊的要求也遠遠超出了“保帥”的範圍。
橡皮膏藥一樣粘著
先遣隊從瑞金出發後，按原計劃渡過閩江，準備北上浙西去皖南，但這時中央軍委忽然改變計劃，命令隨之更改為：停止北上，攻取福州。
1934年8月，紅七軍團開始奉令進攻福州城。中央軍委下達的這個命令其實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福州是福建省會，築有高大城牆以及堅固工事，更重要的是，守城的國民黨部隊為王敬久第八十七師。
第八十七師是當時中國軍隊中裝備最好的部隊，也是早期國民黨“中央軍”裏戰鬥力最強、兵員素質最高的勁旅，其內外戰表現均十分出色，兩年前的“一二八淞滬會戰”，該師是絕對主力，曾在著名的廟行大戰中與日軍常備師團對攻。
福州城裏隻有第八十七師的一個團，可你要想攻破他們固守的城池也不易。
另一方麵，紅七軍團經過連續作戰的消耗，全軍團僅剩4000多人，經過突擊補充，才增加到6000多人，其中戰鬥人員4000多，分編成3個師，但實際上隻相當於3個大團。
除此之外，攻城需要重武器，而紅七軍團隻有一些輕重機槍和6門迫擊炮，用來攻城遠遠不夠。
打了一晚上，打不下福州，隻得向閩東轉移，結果第八十七師的那個團還從城裏追了出來，在背後一路攆趕，軍團為此傷亡了好幾個師團幹部。
福州難以攻克尚是小事，麻煩的是實力被完全暴露了。紅七軍團渡過閩江時，聲勢浩大，對方陣營也弄不清楚究竟來了多少兵力，“圍剿”中央蘇區的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曾一麵緊急調兵，一麵親自飛往福州進行“視察”。
一個回合過去，弄明白了，原來是一支紅軍的牽製部隊，而且力量也並不怎麼大。
“帥”沒有保成，倒是“卒”逐漸被推入了危險境地。蔣介石任命浙江省保安處處長俞濟時為“追剿軍”總指揮，從蘇浙皖贛就地調集兵力，對紅七軍團展開追堵，一時間紅七軍團如同被橡皮膏藥粘著，想脫身都脫不了。
閩東有一塊蘇區，領導人是菲律賓歸國華僑葉飛。當紅七軍團到達閩東蘇區時，葉飛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軍團槍多兵少，有一人背兩支槍的，有民夫挑著槍的。
葉飛是有人沒槍，尋淮洲和粟裕卻是有槍沒人，福州一戰後，光傷病員就有七八百人，行動異常不便。
協商下來，雙方交換，紅七軍團留下多餘的槍和傷病員，葉飛給紅七軍團補充了1000多名新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