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風”部分收入了數篇女性題材的詩，證明《詩經》的編彙者們，在當時關注民生的眼是投向了女性的 ——這也可以說是古代的“文藝工作者”們的社會責任感，時代使命感；即文藝自覺，文藝本能。
還要提一下胡適，在其《白話文學史》中，古代的文藝自覺肯定不夠。他的心思太集中於古代是否有白話文學現象這一點了，因為他的寫作初心更在於此。
並且，他點評到《詩經》中的底層民歌現象時，批判的是相對應的文人文學，士大夫文學；這種概念，也是不嚴謹的。文人不都是士大夫，文人和文人是不一樣的——“國風”中的詩，不都是文人潤色、整理、編彙的嗎？不是他們當時那樣做了，今人又依據什麼說長論短呢？正所謂，傳唱者唱的是情，編彙者有拳拳心。
《氓》反映的是底層婦女的一己命運，小家悲哀；《載馳》反映的是戰亂時期一國之“第一夫人”的族間親情，國家命運，亦所謂天火遍野，人皆生靈，人皆芻狗。此亦是情，彼也是情；小亦家也，大亦家也 ——超乎階級的同情，乃博愛也。當時的“文藝工作者”有此理念，一視同仁，難能可貴。
許多當代的《詩經》注釋者認為——《載馳》的作者為許穆夫人自己。根據是，詩中頻現“我”字。
竊以為，這是不對的。
該詩不可能作於許穆夫人出發之前，那與詩的內容不符；也不可能作於歸來之後，時過境遷，情緒已變；更不可能作於被圍阻的途中，哪來的作詩用具呢？須知當時還是竹簡時代。是否是現場所唱呢？那也太秀了點，把內心想法直接說出來不是更符合常情嗎？
衛國之亡，當時也算是“重大國際新聞”了，雖然傳播方式落後，但因國與國間距離短，所以口口相傳，也會很快成為“天下”盡知之事。而許穆夫人赴衛之舉，肯定具有後續“新聞”性。也許，在其被圍阻的途中，目睹了那情形的人便有一些，如腳夫飯婦、樵父獵戶。那麼，事情必然不脛而走。民間“文藝家”同情之，理解之，感動之，敬佩之，於是創作了《載馳》，以頌揚她的家國熾情——“明知征途有艱險，越是艱險越向前！”——此種勇往直前的氣概體現於女性，是足以令一切人發自內心地歎服的，於是不會糾纏衛國的“窩裏鬥”是多麼令人嫌惡，它的亡有幾分是自釀的。生於春秋時代的人，對於各國的“窩裏鬥”現象，早已司空見慣，麻木了。
《載馳》是那麻木中衝擊人心的女性行為，故也可以說是“國風”中的絕唱。中國女性文學研究正在成為文學新景觀——毫無疑問，其端點非“國風”莫屬。蒼生之“離騷”，民間之“史記”——此乃“國風”的不朽價值。至於“雅”“頌”的內容，完全留給專家學者去關注可也。
“國風”部分收入了數篇女性題材的詩，證明《詩經》的編彙者們，在當時關注民生的眼是投向了女性的 ——這也可以說是古代的“文藝工作者”們的社會責任感，時代使命感；即文藝自覺，文藝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