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的主張，當然該算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事件。倘我生逢那一時代，我也會為“白話文”推波助瀾的。但我不太會是特別激烈的一分子，因為我也那麼地欣賞文言文的魅力。
“國防文學”和“大眾文學”之爭論，無疑是近代文學史上沒有結論的話題。倘我生逢斯年，定大迷惘，不知該支持魯迅，還是該追隨“四條漢子”。
但是於革命的文學、救國的文學、大眾的文學而外，竟也確乎另有一批作家，孜孜於另一種文學，對大文化進行著另一種軟性的影響——比如林語堂（他是我近年來開始喜歡的）、徐誌摩、張愛玲 ……
他們的文學，仿佛中國現代文學“表情”中最超然的一種“表情”。甚至，還可以算上朱自清。
從前我這一代人，具體說我，每以困惑不解的眼光看他們的文學。
怎麼在國家糟到那種地步的情況之下還會有心情寫他們那一種閑情逸致的文學？
現在我終於有些明白——文學和文化，乃是有它們自己的“性情”的，當然也就會有它們自己自然而然的“表情”流露。表麵看起來，作家和文化人，似乎是文學和文化的“主人”，或曰“上帝”。其實，規律的真相也許恰恰相反。也許 ——作家們和文化人們，隻不過是文學和文化的“打工仔”。隻不過有的是“臨時工”，有的是“合同工”，有的是“終生聘用”者。文學和文化的“天性”中，原有愉悅人心，僅供賞析消遣的一麵。而且，是特別“本色”的一麵。倘有一方平安，文學和文化的“天性”便在那裏 施展。
這麼一想，也就不難理解林語堂在他們處的那個時代與魯迅相反的超然了；也就不會非得將徐誌摩清脆流利的詩與柔石《為奴隸的母親》對立起來看而對徐氏不屑了；也就不必非在朱自清和聞一多之間確定哪一個更有資格入史了。當然，聞一多和他的《紅燭》更令我感動，更令我肅然。
曆史消弭著時代煙靄，剩下的僅是能夠剩下的小說、詩、散文、隨筆——都將聚攏在文學和文化的總“表情”中 ……
繁榮在延安的文學和文化，是中國自有史以來，氣息最特別的文學和文化，也是百年文化“表情”中最純真爛漫的“表情”——因為它當時和一個最新最新的大理想連在一起。
它的天真爛漫是百年內前所未有的。說它天真，是由於它目的單一；說它爛漫，是由於它充滿樂觀 ……
新中國成立後，前十七年的文學和文化“表情”是“好孩子”式的。偶有“調皮相”，但一遭眼色，頓時中規中矩。“文革”中的文學和文化“表情”是麵具式的，是百年文化中最做作最無真誠可言的最討厭的一種“表情”。
“新時期文學”的“表情”是格外深沉的。那是一種真深沉。它在深沉中思考國家，還沒開始自覺地思考關於自己的種種問題 ……
20世紀 80年代後期的文學和文化“表情”是躁動的，因為中國處在躁動的階段 ……20世紀 90年代前五年的文化“表情”是“問題少年”式的。
20世紀 90年代後五年的文化“表情”是一種“自我放縱”樂在其中的“表情”。據我想來，在以後的三五年中，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化，將會在“自我放縱”的過程中漸漸“性情”穩定。歸根結底，當代人不願長期地接受喧囂浮躁的文學和文化局麵。
歸根結底，文學和文化的主流品質，要由一定數量一定質量的創作來默默支撐，而非靠一陣陣的熱鬧及其他 ……
情形好比是這樣的——百年文化如一支巨大的“禮花”，它由於受潮氣所侵而不能至空一噴，射出滿天燦爛，花團似錦；但其斷斷續續噴出的光彩，畢竟輝輝爍爍照亮過曆史，炫耀過我們今人的眼目。
而我們今人是這“禮花”的最後的“內容”……
我們的努力噴射恰處人類的千年之交。
當文學和文化已經接近著自由的境況，相對自由了的文學和文化還會奉獻什麼？又該是怎樣的一種“表情”？什麼是我們自己該對自己要求的質量？
新千年中的新百年，正期待著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