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六月，左翼文藝陣營內部發生了“兩個口號論爭”。這是使臨終前的魯迅情緒十分憤慨、心情格外苦痛的一場論爭。這場論爭雖然是由建立新的更為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引發的，但實際上與魯迅跟“左聯”某些領導人長期存在的隔膜和分歧密不可分。比如一九三二年魯迅批評周揚主編的《文學月報》上刊登文風不正的詩歌，被某些“戰友”視為“落入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陷阱”。一九三四年，又先後發生了廖沫沙挖苦魯迅雜文是“花邊文學”和田漢指責魯迅跟叛徒楊村人“調和”的事件。事實上，周揚率先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和魯迅嗣後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都是文學戰線抗日救亡的口號，但“國防文學”的倡導者在對這一口號進行闡釋的過程中有“左”的（如排斥非國防題材的作品）或“右”的（如忽視統一戰線內部的鬥爭與相互批評）錯誤，而魯迅對新口號的解釋則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既堅持了無產階級的領導責任，又抵製了以創作題材劃分政治戰線的關門主義傾向。他賦予新口號的含義是：一、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二、但在文學問題上仍可以互相批評；三、在文藝界的統一戰線中，絕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責任，而是要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但論爭中夾雜了人事糾葛與意氣成分，以致影響了團結，分散了力量，這在魯迅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致瞿秋白夫人楊之華的信中得到了集中反映。信中寫道：“今年得了兩場大病。第一場不過半個月就醫好了，第二場到今天十足兩個月，還在發熱，據醫生說，月底可以退盡。其間有一時期，真是幾乎要死掉了，然而終於不死，殊為可惜。當病發時，新英雄們正要用偉大的旗子，殺我祭旗，然而沒有辦妥，愈令我看穿了許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離開上海兩三個月，作轉地療養，在這裏，真要逼死人。”信中所說的“新英雄們”，指的就是一部分年輕的“國防文學”倡導者。他們指責魯迅“不理解基本政策”“破壞統一戰線和文藝家協會”，使魯迅“心緒很惡劣，連寫信講講的勇氣也沒有了”。
然而魯迅並沒有把中國共產黨的成員看作鐵板一塊，更沒有因為革命征途中出現的坎坷曲折而動搖對革命前途的堅定信念。就是在這種“幾乎死掉了”的情況下，他仍然抱病編輯出版瞿秋白的譯文集《海上述林》。瞿秋白除了譯文還有創作，譯文中譯名有時前後沒有統一，也有誤譯之處。這些存留的問題，魯迅都留待將來“中國的公謨學院來辦”（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致曹白的信）。“公謨”，是unism的音譯，即共產主義。“公謨學院”即共產主義學院，指革命政權建立的權威學術機構。這也表明，直到臨終前，魯迅仍堅信黎明前的黑暗必將逝去，風雨後的彩虹必將絢麗地出現在天際。
一九三六年六月，左翼文藝陣營內部發生了“兩個口號論爭”。這是使臨終前的魯迅情緒十分憤慨、心情格外苦痛的一場論爭。這場論爭雖然是由建立新的更為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引發的，但實際上與魯迅跟“左聯”某些領導人長期存在的隔膜和分歧密不可分。比如一九三二年魯迅批評周揚主編的《文學月報》上刊登文風不正的詩歌，被某些“戰友”視為“落入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陷阱”。一九三四年，又先後發生了廖沫沙挖苦魯迅雜文是“花邊文學”和田漢指責魯迅跟叛徒楊村人“調和”的事件。事實上，周揚率先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和魯迅嗣後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都是文學戰線抗日救亡的口號，但“國防文學”的倡導者在對這一口號進行闡釋的過程中有“左”的（如排斥非國防題材的作品）或“右”的（如忽視統一戰線內部的鬥爭與相互批評）錯誤，而魯迅對新口號的解釋則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既堅持了無產階級的領導責任，又抵製了以創作題材劃分政治戰線的關門主義傾向。他賦予新口號的含義是：一、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二、但在文學問題上仍可以互相批評；三、在文藝界的統一戰線中，絕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責任，而是要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但論爭中夾雜了人事糾葛與意氣成分，以致影響了團結，分散了力量，這在魯迅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致瞿秋白夫人楊之華的信中得到了集中反映。信中寫道：“今年得了兩場大病。第一場不過半個月就醫好了，第二場到今天十足兩個月，還在發熱，據醫生說，月底可以退盡。其間有一時期，真是幾乎要死掉了，然而終於不死，殊為可惜。當病發時，新英雄們正要用偉大的旗子，殺我祭旗，然而沒有辦妥，愈令我看穿了許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離開上海兩三個月，作轉地療養，在這裏，真要逼死人。”信中所說的“新英雄們”，指的就是一部分年輕的“國防文學”倡導者。他們指責魯迅“不理解基本政策”“破壞統一戰線和文藝家協會”，使魯迅“心緒很惡劣，連寫信講講的勇氣也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