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件事上，孔子給我們一個啟發：有原則，還要靈活，這正是變通之術。同時，也反映了孔子“毋必毋固”，通權達變的思想。原則是必須堅持的，但不知變通，刻板地死守原則，就會把原則變成僵化的教條。正如孟子對孔子的讚美：“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從速則速。”隻有“義”是唯一的標準。所以，孔子被稱為“聖之時”，是識時務的聖人。
孔子曾經說過：“君子對於天下的事，沒規定怎麼幹，也沒規定不要怎麼幹。隻要合理恰當，就可以幹。”說得通俗一點，也就是凡事要采取一種靈活灑脫的態度。隻要不違背大原則，過去一點過來一點，先一點後一點，左一點右一點，無關宏旨，不傷大雅，也就無可無不可了。這也是“有原則，還要靈活”變通之術的具體表現。
孔子一生遭遇險境與侮辱，卻每次都能死裏逃生，並化解侮辱為動力。歸根到底，還在於他不死要麵子、不死板，是一個極懂得變通的人。
有一次，孔子被圍困在陳國與蔡國之間，整整１０天沒有飯吃，有時連野菜湯也喝不上。學生子路偷來了一隻煮熟的小豬，孔子不管肉的來路不明，拿起來就吃；子路又搶了別人的衣服來換了酒，孔子也不問酒是怎麼搞來的，端起來就喝。可是，等到魯哀公迎接他時，孔子卻顯出正人君子的風度，席子擺不正不坐，肉類割不正不吃。子路便問：“先生為啥現在與陳、蔡受困時不一樣了呀？”孔子答道：“以前我那樣做是為了偷生，今天我這樣做是為了講義呀！”
還有一次，孔子與弟子雲遊於鄭，被反對儒學的一個權貴抓住，要求他們立刻離開鄭地，並且保證再也不傳授儒學，不然就殺頭。弟子都很為難，隻見孔子毫不含糊地當場保證，而後立刻上路。但當他們一離開鄭，就馬上著手進行講學事宜。弟子很不了解地問老師：“老師不是教我們講誠實信用嗎？既然已經保證了不再講，為什麼學還——”孔子啞然笑了：“請問儒學有沒有錯？沒有，那麼鄭人的要求就是無理的，對無理之人就應該用無理的辦法，那與無理之人約定就不必認真了。”
孔子講授儒家學說，不是拘囿於死板的說教，而是靈活運用，孔子學說的核心是仁，孔子以誠信為本，講究君子之風。但是，不該講、無條件講的時候他決不死要麵子活受罪，可謂達到了高度民主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絕佳統一。所以，他是閃耀兩千多年的聖人。
自古以來，人們就很重視變通，並運用變通智慧擺脫了各種不利局麵，取得了種種成功。事實上，我們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人，處理各種各樣的事。如果一味地剛直，一味地守信，一味地嫉惡如仇，不僅待不好人、處不好事，自己也將受到傷害。所以，有時候來一點須臾周旋，應付應付也未必就是老於世故、圓滑取巧。關鍵是要看你對什麼人，處什麼事。如果毫無原則地一律須臾周旋，那當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我們運用須臾周旋的智謀去對付邪惡者，並保全自己，那可就是令人讚賞的事了。
變通之法就像古語所雲：“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處理各種事物時都要能夠做到隨機應變，因勢利導，因地製宜，不墨守成規，不拘泥於一格，甚至逢大勢不踐小諾，處大事不拘小禮，從而達到“變則通通則靈，靈則達，達則成”的理想效果。
現實世界是一個變化莫測的社會。如果一個人不能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勢必會落伍，甚而處處碰壁。反之，一個人能夠識時務，當隨就隨，遇事善於靈活變通，擇勢而為，他必能在社會中遊刃有餘。隻有善於變通、勇於擇勢而為，才能更好地適應於當今這個競爭異常激烈，對人們智商要求越來越高的偉大變革時代的社會需要。
裝傻是一種智慧
⊙原文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論語·公冶長》
○譯文
孔子說：“寧俞在國家政治清明時就顯得很聰明，在國家政治黑暗時就裝傻。他的聰明，別人可以趕上；他的裝傻，別人無法趕上。”
孔子年輕時曾經受教於老子，當時老子曾對他講：“善於做生意的商人，總是隱藏其寶貨，不令人輕易見之。君子品德高尚，而容貌卻顯得愚笨。”其深意是告誡他，過分炫耀自己的能力，將欲望或精力不加節製地濫用，是毫無益處的。這是中國人的法則，我們應該學會運用。
春秋時代衛國的大夫寧俞，諡號武，尊稱為寧武子。寧武子曆經衛文公、衛成公兩朝，兩個朝代一個政治清明、一個政治混亂，而寧武子都能安然地做衛國大臣。孔子說寧武子在國家太平時節，便顯得很聰明；在國家昏暗時節，便表現得很愚笨。孔子歎道，寧武子的聰明，別人趕得上；寧武子的愚笨，別人就趕不上了。
我們常用“愚不可及”來批評、挖苦蠢人蠢事，可讀了《論語》這段話，才知“愚不可及”其實是語帶褒義的。孔子這裏說的寧武子的“愚”，其實是一種真正的聰明，是大智若愚。個人聰明能幹，在環境好的情況下，可以盡力發揮。可在環境惡劣時，如果聰明過分顯露，就可能招來嫉恨、打擊。這時，把聰明掩藏起來，表現得碌碌無能，就能有效地保護自己，從而減少外界的阻力，不露聲色地做些踏踏實實的事。這是智者的處世策略，沒有一定的修養是難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