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reference_book_ids\":[6909003815383469064,6906404642666581005,7217762746014632964]}],\"54\":[{\"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4,\"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73,\"start_container_index\":54,\"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69},\"quote_content\":\"《宋史》reference_book_ids\":[7263389535617158180,6998078842355059742]}],\"55\":[{\"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5,\"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6,\"start_container_index\":55,\"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quote_content\":\"《宋史》reference_book_ids\":[7263389535617158180,6998078842355059742]}],\"18\":[{\"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96,\"start_container_index\":1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91},\"quote_content\":\"《戰國策》reference_book_ids\":[7130540124433075207,7129434713239849992]}],\"2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1,\"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58,\"start_container_index\":21,\"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54},\"quote_content\":\"《漢書》reference_book_ids\":[6833642805068303374,7217736915741576251]}]},\"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中國的兵製，約可分為八期。
第一期，在古代，有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區別。征服之族，全體當兵，被征服之族則否，是為部分民兵製。
第二期，後來戰爭劇烈了，動員的軍隊多，向來不服兵役的人民，亦都加入兵役，是為全體皆兵製。
第三期，天下統一了，不但用不著全體皆兵，即一部分人當兵，亦覺其過剩。偶爾用兵，為顧恤民力起見，多用罪人及降服的異族。因此，人民疏於軍事，遂招致降服的異族的叛亂，是即所謂五胡亂華。而中國在這時代，因亂事時起，地方政府擅權，中央政府不能駕馭，遂發生所謂州郡之兵。
第四期，五胡亂華的末期，異族漸次和中國同化，人數減少，而戰鬥顧甚劇烈，不得已，乃用漢人為兵。又因財政艱窘，不得不令其耕以自養。於是又發生一種部分民兵製，是為周、隋、唐的府兵。
第五期，承平之世，兵力是不能不腐敗的。府兵之製，因此廢壞。而其時適值邊方多事，遂發生所謂藩鎮之兵。因此引起內亂。內亂之後，藩鎮遍於內地，唐室卒因之分裂。
第六期，宋承唐、五代之後，竭力集權於中央。中央要有強大的常備軍。又覷①破兵民分業，在經濟上的利益，於是有極端的募兵製。
第七期，元以異族，入主中原，在軍事上，自然另有一番措置。明朝卻東施效顰。其結果，到底因淤滯而敗。
第八期，清亦以異族入主，然不久兵力即腐敗。中葉曾因內亂，一度建立較強大的陸軍。然值時局大變，此項軍隊，應付舊局麵則有餘，追隨新時代則不足。對外屢次敗北。而國內的軍紀，卻又久壞。遂釀成晚清以來的內亂。直至最近，始因外力的壓迫，走上一條曠古未有的新途徑。以上用鳥瞰②之法，揭示一個大綱。以下再逐段加以說明。
第一期的階級製度，看第四、第八兩章，已可明白。從前的人，都說古代是寓兵於農的，寓兵於農，便是兵農合一，井田既廢，兵農始分，這是一個重大的誤解。寓兵於農，乃謂以農器為兵器，說見《六韜·農器篇》。
古代兵器是銅做的，農器是鐵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臨戰才發給（所謂授甲、授兵），也隻能供給正式軍隊用，鄉下保衛團一類的兵，是不能給與的。然敵兵打來，不能真個製梃③以自衛。所以有如《六韜》之說，教其以某種農器，當某種兵器。古無稱當兵的人為兵的，寓兵於農，如何能釋為兵農合一呢？
江永《群經補義》中有一段，駁正此說。他舉《管子》的參國伍鄙，參國，即所謂製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和高子、國子，各帥五鄉。伍鄙，即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乃所以處農人（所引《管子》，見《小匡篇》）。又引陽虎欲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見《左傳》定公八年）。以證兵常近國都。其說可謂甚精。
按《周官》夏官序官：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則六軍適出六鄉。六鄉之外有六遂，鄭《注》說：遂以軍法如六鄉。其實鄉列出兵法，無田製，遂陳田製，無出兵法，鄭《注》是錯誤的（說本朱大韶《實事求是齋經義》《司馬法非周製說》）。六鄉出兵，六遂則否，亦兵在國中之證。這除用征服之族居國，被征服之族居野，無可解釋。
或謂難道古代各國，都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階級嗎？即謂都有此階級，亦安能都用此治法，千篇一律呢？殊不知（一）古代之國，數逾千百，我們略知其情形的，不過十數，安知其千篇一律？（二）何況製度是可以互相模仿的。世既有黷武之國，即素尚平和之國，亦不得不肆力於軍事組織以相應，既肆力於軍事組織，其製度，自然可以相像的。所以雖非被征服之族，其中的軍事領袖及武士，亦可以逐漸和民眾相離，而與征服之族，同其位置。（三）又況戰士必須講守禦，要講守禦，自不得不居險；而農業，勢不能不向平原發展；有相同的環境，自可有相同的製度。（四）又況我們所知道的十餘國，如求其根源，都是同一或極相接近的部族，又何怪其文化的相同呢？所以以古代為部分民兵製，實無疑義。
古代之國，其兵數是不甚多的。說古代軍隊組織的，無人不引據《周官》。不過以《周官》之文，在群經中獨為完具罷了。其實《周官》之製，是和他書不合的。
案：《詩經·魯頌》：“公徒三萬，”則萬人為一軍。《管子·小匡篇》說軍隊組織之法正如此（五人為伍，五十人為小戎，二百人為卒，二千人為旅，萬人一軍）。《白虎通義·三軍篇》說：“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複加二千人，”亦以一軍為本萬人。《說文》以四千人為一軍，則據既加二千人後立說。《穀梁》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這個軍字，和師字同義。變換其字麵，以免重複，古書有此文法），一師當得二千人。《公羊》隱公五年何《注》：“二千五百人稱師，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五百”兩字必後人據《周官》說妄增。然則古文家所說的軍隊組織，較今文家擴充了，人數增多了。此亦今文家所說製度，代表較早的時期，古文家說，代表較晚的時期的一證。
當兵的一部分人，居於山險之地，山險之地，是行畦田之製的，而《司馬法》所述賦法，都以井田之製為基本，如此，當兵的義務，就擴及全國人了（《司馬法》之說，已見第八章，茲不再引）。《司馬法》以終十為同，同方百裏，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裏。如前一說：一封當得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一畿當得車萬乘，士十萬人，徒二十萬人。後一說：一同百裏，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④、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外，定出賦的六千四百井，所以有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有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一畿有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見於《漢書·刑法誌》）。若計其人數，則一同七千五百，一封七萬五千，一畿七十五萬。
《史記·周本紀》說：牧野之戰，紂發卒七十萬人，以拒武王；《孫子·用間篇》說：“內外騷動，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都係本此以立說。《司馬法》之說，固係學者所虛擬，亦必和實際的製度相近。春秋時，各國用兵，最多不過數萬。至戰國時，卻坑降斬級，動以萬計。
此等記載，必不能全屬子虛，新增的兵，從何處來呢？我們看《左傳》成公二年，記齊頃公鞍戰敗北逃回去的時候，“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可見其時正式的軍隊雖敗於外，各地方守禦之兵仍在。而《戰國策》載蘇秦說齊宣王之言，說“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竟不守；戰而不勝，國以危亡隨其後”，可見各地方守禦之兵，都已調出去，充作正式軍隊了。這是戰國時兵數驟增之由。在中國曆史上，真正全國皆兵的，怕莫此時若了。
秦漢統一以後，全國皆兵之製，便開始破壞。《漢書·刑法誌》說：“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漢官儀》（建武七年）說：“高祖令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則漢兵製實沿自秦。
《漢書·高帝紀》《注》引（《漢儀注》二年）說：“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禦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裏。”《昭帝紀》《注》引（如淳說：元鳳四年）：“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⑤也。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此為秦漢時人民服兵役及戍邊之製。法雖如此，事實上已不能行。
晁錯說秦人謫發之製，先發吏有謫及贅婿⑥、賈人，後以嚐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嚐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見《漢書》本傳），此即漢世所謂七科謫（見《漢書·武帝紀》天漢四年《注》引張晏說）。二世時，山東兵起，章邯亦將驪山徒免刑以擊之。則用罪人為兵，實不自漢代始。漢自武帝初年以前，用郡國兵之時多，武帝中年以後，亦多用謫發。此其原因，乃為免得擾動平民起見。
《賈子書·屬遠篇》說：“古者天子地方千裏，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五百裏而至。公侯地百裏，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五十裏而至。秦輸將起海上，一錢之賦，十錢之費弗能致。”此為古製不能行的最大原因。封建時代，人民習於戰爭，征戍並非所懼。然路途太遠，曠日持久，則生業盡廢。
又《史記·貨殖列傳》說，七國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⑦子錢。則當時從軍的人，所費川資亦甚巨。列侯不免借貸，何況平民？生業盡廢，再重以路途往來之費，人民在經濟上，就不堪負擔了。這是物質上的原因。至於在精神上，小國寡民之時，國與民的利害，較相一致，至國家擴大時，即不能盡然，何況統一之後？
王恢說戰國時一代國之力，即可以製匈奴（見《漢書·韓安國傳》）。而秦漢時騷動全國，究竟宣元時匈奴之來朝，還是因其內亂之故，即由於此。在物質方麵，人民的生計，不能不加以顧恤；在精神方麵，當時的用兵，不免要招致怨恨；就不得不漸廢郡國調發之製，而改用謫發、謫戍了。這在當時，亦有令農民得以專心耕種之益。然合前後而觀之，則人民因此而忘卻當兵的義務，而各地方的武備，也日益空虛了。所以在政治上，一時的利害，有時與永久的利害，是相反的。調劑於兩者之間，就要看政治家的眼光和手腕了。
民兵製度的破壞，形式上是在後漢光武之時的。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七年，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自此各郡國遂無所謂兵備了（後來有些緊要的去處，亦複置都尉。又有因亂事臨時設立的。然不是經常、普遍的製度），而外強中弱之機，亦於此時開始。
漢武帝置七校尉，中有越騎，胡騎，及長水（見《漢書·百官公卿表》。長水，顏師古雲：胡名）。其時用兵，亦兼用屬國騎等，然不恃為主要的兵力。後漢光武的定天下，所靠的實在是上穀、漁陽的兵、邊兵強而內地弱的機緘⑧，肇見於此。
安帝以後，羌亂頻仍，涼州一隅，迄未寧靜，該地方的羌、胡，尤強悍好鬥。中國人好鬥的性質，誠不能如此等淺演的降夷，然戰爭本不是單靠野蠻好殺的事。以當時中國之力，謂不足以製五胡的跳梁，絕無此理。五胡亂華的原因，全由於中國的分裂。分裂之世，勢必軍人專權，專權的軍人，初起時或者略有權謀，或則有些獷悍的性質。然到後來，年代積久了，則必入於驕奢淫逸。一驕奢淫逸，則政治紊亂，軍紀腐敗，有較強的外力加以壓迫，即如山崩川潰，不可複止。
西晉初年，君臣的苟安，奢侈，正是軍閥擅權的結果，五胡擾亂的原因。五胡亂華之世，是不甚用中國人當兵的（已見第四章）。其時用漢兵的，除非所需兵數太多，異族人數不足，乃調發以充數。如石虎伐燕，苻秦⑨寇晉諸役是。這種軍隊，自然不會有什麼戰鬥力的（軍隊所靠的是訓練。當時的五胡，既不用漢人做主力的軍隊，自然無所謂訓練。《北齊書·高昂傳》說：高祖討爾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鬥，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及戰，高祖不利，反借昂等以致克捷。可見軍隊隻重訓練，並非民族本有的強弱）。所以從劉、石倡亂以來，至於南北朝之末，北方的兵權，始終在異族手裏。這是漢族難於恢複的大原因。不然，五胡可乘的機會，正多著呢？然則南方又何以不能乘機北伐？此則仍由軍人專橫，中央權力不能統一之故。試看晉朝東渡以後，荊、揚兩州的相持，宋、齊、梁、陳之世，中央和地方政府互相爭鬥的情形，便可知道。
北強南弱之勢，是從東晉後養成的。三國以前，軍事上的形勢，是北以持重勝，南以剽悍勝。論軍隊素質的佳良，雖南優於北，論社會文明的程度，則北優於南，軍事上勝敗的原因，實在於此。後世論者，以為由於人民風氣的強弱，實在是錯誤的（秦雖並六國，然劉邦起沛，項籍起吳，卒以亡秦，實在是秦亡於楚。所以當時的人，還樂道南公“亡秦必楚”之言，以為應驗。劉項成敗，原因在戰略上，不關民氣強弱，是顯而易見的。吳楚七國之亂，聲勢亦極煊赫，所以終於無成，則因當時天下安定，不容有變，而吳王又不知兵之故。孫策、孫權、周瑜、魯肅、諸葛恪、陸遜、陸抗等，以十不逮一的土地人民，矯然與北方相抗，且有吞並中原之誌，而魏亦竟無如之何，均可見南方風氣的強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