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作品中的同情心，是自最內心發出來的；對最需要援助的人，給的同情心最大。”白先勇形容長期關注弱勢、社會底層及老人為書寫主題的小說家黃春明，作品中充分發揮民胞物與的人道精神。黃春明不諱言社會對艾滋不夠重視，他雖非醫藥學理上的知識分子，九六年受邀赴日本拍艾滋病紀錄片《紅絲帶的故事》，就是希望喚起群眾正視在社會邊緣掙紮的艾滋病人。一般艾滋感染途徑分平行（性關係、針頭注射）與垂直（母親傳給子女）傳染，《紅》片主人翁川田龍平是血友病患，因使用不潔凝血劑而成為“藥害艾滋病”感染者。黃春明感慨，日本和中國台灣一樣，民眾用道德批判的眼光看待艾滋病人，將罹病與性泛濫等行為不良畫等號，經由媒體渲染扭曲，製造了不必要的恐慌氣氛，使老百姓麵對艾滋病人“比怕鬼更怕”。
在日本社會，曾發生有媒體在艾滋病人去世後，曝光她的個人資料，造成其兄長失業、被迫搬家的不合理事件。黃春明說，其他“藥害艾滋”感染者隱姓埋名，即使赴法院為受害出庭做證，“都躲在打光的白幕後，不敢露麵”；川田龍平卻挺身而出，帶頭控訴失職的日本厚生省，要求政府認錯，觸動他拍攝紀錄片，為這段“用行動掃除偏見”的奮鬥曆程做見證。
近一小時的《紅絲帶的故事——戰鬥十九》，於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由十九歲的川田龍平號召年輕人包圍日本東京厚生省揭開序幕。黃春明宜蘭腔的中文旁白，動人的感染力不下他精善的文字描繪。他娓娓道出幼兒園時以電車司機為誌願的川田，六歲時發現患血友病，須按時注射凝血劑，卻因厚生省包庇藥商和醫院，為不法利益使用血液來源受艾滋汙染的藥劑，而在差一個月十歲時，檢驗出是艾滋帶原者。鏡頭前，龍平冷靜地說：“當時我唯一的念頭是，要真得了艾滋，我就自殺。”站在身旁“無論如何要讓他活下去”的母親，是龍平長期抗戰的最大精神支柱：“我必須走出來保護小孩，到時候會死的是他。”盡做母親的義務，令“受歧視和差別待遇微不足道”。
龍平高二起進出法院為眾多同病者權益力爭，他改了誌願：“我現在最想做的是律師，或是藥劑師，治好自己的病。”藥害艾滋事件在一九八五年爆發當時，造成五千人感染、兩千人死亡的悲劇，平均每五天有一人送命，更諷刺的是，無辜受害者百分之七十年齡在十七歲以下。龍平有母親做戰友，號召對社會冷漠的年輕人向官商勾結的舞弊宣戰，他站出來大聲疾呼：“不想平白被殺害，張開你們的眼睛吧！”他的無懼替艾滋病人走出暗影，樹立了絕佳典型；而纏訟六年，最終索回公道：厚生省官員下台，同時認錯下跪，受害帶原者每人獲四千五百萬日元賠償。問起龍平在艱難的凱歸後最想要什麼，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時間。”
影片落幕後登場的是小說家李昂，白先勇介紹她“用作品向扭曲事實、扭曲人性的社會禁忌挑戰”，李昂丟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紀錄片中“家庭的父親到哪裏去了”。她直指台灣社會，女性往往是被動的無辜受害者，暴露在被丈夫、男友傳染的威脅下。用文學探索權力與情欲運作下女性的處境，李昂說她多次聽說“叫人快要昏倒”的實例，某位在Pub釣上老外“可愛的、天真的”台灣小姐，發生一夜情時拒絕男方使用保險套，理由是：“我的身體很健康，不會感染艾滋。”囿於保守觀念，台灣性教育百廢待舉，行為大膽的新世代，在李昂眼中有如“走在路上的原子彈”。她強調台灣對艾滋的了解幾近於零，諸如“口交會不會傳染艾滋”“被傳染的症狀”的基本知識都一無所知，更不用說如何保護自己。女性往往在不對等的兩性關係中淪為犧牲者，感染艾滋是男性的八到十倍，出於無心或是有意，被害者自己或性伴侶的不負責任，導致女性遊走在受害者與加害人雙重角色之間。“寫情欲小說卻並不鼓勵情欲”的李昂，呼籲台灣婦女團體在家庭暴力受虐婦女等關懷外，能將觸角延伸到保護受艾滋侵害的女性。白先勇補充，根據衛生部門公布，台灣有六十多對是夫妻傳染，被害者是配偶，不啻人間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