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哲學對人性的知見
提起西方文化，科學在現代的地位，具有決定性左右一切學術的權威。但到目前為止，無論科學如何的發達，所有代表西方文化的歐美文明，仍然還沒有跳出宗教和哲學的範圍，尤其是希臘哲學和“新舊約”的教義。
講到希臘哲學，當然不能不追溯蘇格拉底（Socrates）的思想。蘇氏的生平，正如中國的聖人孔子所說一樣——“述而不作”。要想研究他的思想學說，必須要從他的高足弟子柏拉圖（Plato）的《對話錄》中尋找他的線索。蘇氏雖未明確講述人性本來的善惡問題，但在《對話錄》中可看出他早期論述的部分思想，似亦主張“人性本善”，如“普羅太哥拉斯”（Protagoras）篇中的記錄，蘇氏認為“道德與智慧初無差別，而邪惡係由無知而來”, “正義、節製、勇敢等……無有不同於知識者。”這應當是西方思想史上首次出現的“知德合一”的見解。其次《對話錄》“曼諾”（Meno）篇中，主要說明“知識由於記憶而來”。由此可見蘇氏認為人性本自具有善的真知灼見，本來的真知應該為善，人之所以為惡者，由於沒有知識，致使判斷錯誤。這也便是西方哲學重視知識即道德之善行的主要源流。
至於柏拉圖的思想，對於人性的理論，雖有理、情、欲三分的論說，而且認為理性即為人性，它是靈魂中不朽不變的體質，情與欲，則可朽可壞（見《對話錄》“菲多”〔Phaedo〕篇及“國家” 〔State〕篇）。由此可見柏氏仍然繼承其師蘇格拉底的學說，認為人之理性本來是善的。
到了亞裏士多德（Aristotle）手裏，擴充其師柏拉圖的人性靈魂的三分說：“植物靈魂”司營養，“動物靈魂”司情欲，“人類靈魂”司理性。道德，即為協調這三者，使它逐次達於至善之目的。如何在行為上確實使三者達到理想的境界，則有賴於知德與行德——實踐之德的結合。總之，以理性控馭情、欲，為德行的究竟。而理之馭情，又須賴經驗與事實上的抉擇，以及習慣的養成。亞氏雖不明白涉及人性本來的善惡問題，但他認為凡物之善，其目的在求實現的特性。人之善，不僅在於動植物的二種靈魂，尤其重要的，在於理性特質的實現。由引可知亞氏，亦認為“人性本善”，其至善者，乃由於習慣而來。這便是亞氏的思想，著重於經驗論的色彩，使善惡兩種極端尖銳地對立，為之緩和而成為有中性化的作用。所以有人批評，認為他所謂經驗事實的抉擇，還不及後世西方倫理學中“自由意誌”的最高境界，這又屬於另一問題，不必節外生枝去討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