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的觀念：從而下墮即為鬼。鬼者歸也，故“鬼”字從田而下行，凡神散歸於地稱謂“鬼”，為後世道教鬼道觀念的濫觴。
人的觀念：人秉天命而生，人的生命即天命，與天地鬼神上下通者即為神。散歸於地，不能上下通者便為鬼。天地、神鬼皆以人為中心。
道的觀念：能生萬物而非萬物之所生，能使神而神、鬼而鬼的即是道，歸結來說：（1）形而上的全能本體謂之“道”。 （2）形而下的事物法則亦謂之“道”。上古文化思想，以“道”之一字，上下交通，聯係形上、形下的全環。後世道家與道教即淵源“道”字的觀念而加以擴充，統攝天地、鬼神、物理、與人生的共通原則而立教。
故言道家或道教，都通稱之謂“黃老之術”。其實，所謂黃帝的學術，並無專書可考，隻如司馬遷所說：“黃帝者，學者之共術也。”所謂“共術”，就是指中國文化的淵源，都裁定從黃帝時期開始，所以稱黃帝的學術，即是代表中國文化原始淵源的總括概念而已。後世道教稱黃帝學道於廣成子，所謂“廣成”這名號，有集其大成的意義。據此簡要，大概就可了然中華民族在上古文化學術的淵源了。
二、三代（堯、舜、禹）時期天人合一思想的規模
讀《尚書》翻開《堯典》，除了認識儒、道兩家所稱“先王”或“先聖”的政治哲學思想，皆秉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的精神之外，《堯典》所載帝堯為政的首先要務，就是“治曆以明時”。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乃是建立一個天人之間，互相關聯的天道觀念，確定天文與曆法的重要，以為順天應人的政治基礎。《舜典》所載帝舜就職的第一要務，便是繼承帝堯未竟的事業，以積極發展天文的研究，所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因此進而建立對天地、山川、神祇的尊敬，焚柴舉燎，封禪四嶽，從此建立天人關係的類似宗教信仰。同時在人文方麵，定器物，製律、度、量、衡，作刑法以輔助政治教化的不足。及至大禹時代，社會文明漸趨進步，人心思想也愈趨複雜。所以在舜、禹禪讓授受之際，即有如《大禹謨》所載：“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等告誡的記述。由此而知，三代文化自確定天、神、人三位一體的思想以後，後世儒家的天人合一學說，與道家人神同體的觀念，以及道教的敬天、事神等宗教儀式的建立，都是基於中國上古三代文明而出發，若加以神格化，便形成為宗教思想，如加以人格化，便成中國的人文哲學，而且因此亦可了解中國文化何以特別注重人生哲學的根本原因之所自來。
三、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演變
鬼的觀念：從而下墮即為鬼。鬼者歸也，故“鬼”字從田而下行，凡神散歸於地稱謂“鬼”，為後世道教鬼道觀念的濫觴。
人的觀念：人秉天命而生，人的生命即天命，與天地鬼神上下通者即為神。散歸於地，不能上下通者便為鬼。天地、神鬼皆以人為中心。
道的觀念：能生萬物而非萬物之所生，能使神而神、鬼而鬼的即是道，歸結來說：（1）形而上的全能本體謂之“道”。 （2）形而下的事物法則亦謂之“道”。上古文化思想，以“道”之一字，上下交通，聯係形上、形下的全環。後世道家與道教即淵源“道”字的觀念而加以擴充，統攝天地、鬼神、物理、與人生的共通原則而立教。
故言道家或道教，都通稱之謂“黃老之術”。其實，所謂黃帝的學術，並無專書可考，隻如司馬遷所說：“黃帝者，學者之共術也。”所謂“共術”，就是指中國文化的淵源，都裁定從黃帝時期開始，所以稱黃帝的學術，即是代表中國文化原始淵源的總括概念而已。後世道教稱黃帝學道於廣成子，所謂“廣成”這名號，有集其大成的意義。據此簡要，大概就可了然中華民族在上古文化學術的淵源了。
二、三代（堯、舜、禹）時期天人合一思想的規模
讀《尚書》翻開《堯典》，除了認識儒、道兩家所稱“先王”或“先聖”的政治哲學思想，皆秉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的精神之外，《堯典》所載帝堯為政的首先要務，就是“治曆以明時”。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乃是建立一個天人之間，互相關聯的天道觀念，確定天文與曆法的重要，以為順天應人的政治基礎。《舜典》所載帝舜就職的第一要務，便是繼承帝堯未竟的事業，以積極發展天文的研究，所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因此進而建立對天地、山川、神祇的尊敬，焚柴舉燎，封禪四嶽，從此建立天人關係的類似宗教信仰。同時在人文方麵，定器物，製律、度、量、衡，作刑法以輔助政治教化的不足。及至大禹時代，社會文明漸趨進步，人心思想也愈趨複雜。所以在舜、禹禪讓授受之際，即有如《大禹謨》所載：“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等告誡的記述。由此而知，三代文化自確定天、神、人三位一體的思想以後，後世儒家的天人合一學說，與道家人神同體的觀念，以及道教的敬天、事神等宗教儀式的建立，都是基於中國上古三代文明而出發，若加以神格化，便形成為宗教思想，如加以人格化，便成中國的人文哲學，而且因此亦可了解中國文化何以特別注重人生哲學的根本原因之所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