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演變
自大禹以後，所稱夏代的文明，由大禹治水，“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開始，繼堯、舜時代以天文為為政治世的要務，漸已趨向發揮地理、物理的效用，而成為政治世的當務之急，對於山川形勢的重視，已經超過天文觀念的政治階段。同時氏族世係與宗法社會的傳統觀念，也從此奠定基礎。但畢竟還是樸實無華的古代文明狀態，所以史稱夏代的文化，為“尚忠”的階段。“尚忠”就是樸實質直，簡單誠篤的人文形態。但到商湯以後，雖仍承繼三代以來的天、地、人的文化傳統思想，卻變為特別注重天神、鬼神的信仰，類似後世所謂的“神道設教”思想，用以輔助政治的不足，故史家稱殷商的曆史精神，即為有名的“尚鬼”階段。後來春秋、戰國時期的墨家思想，大抵是以夏、商文化思想為其主要的淵源。漢代以後，道教宗教部分天、人、神、鬼思想的建立，也是遠承夏、商文化思想的源流。因在夏、商曆史文明的過程中，已從堯、舜以來樸實的天文知識，漸次演變為理論的天文思想，從此建立抽象的天文數學符號，所謂十天幹：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即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以及幹支排比的甲子、乙醜……六十花甲；更有五行、八卦，與幹支配合，附以天神的觀念與名稱，用來解釋人事、物理等各種理論的法則，充滿神秘的宗教意味，成為後來道家與道教所有學術思想的濫觴。周朝建國，對於上古以來的政治體製，禮樂教化等所有思想製度，一律加以整理與變革，文王、武王、周公父子兄弟三人，綜羅上古文化思想，歸納成為一貫，極力建立以人為本位，由人而上通天文、下及地理、旁通物理的人文文化體係；《周易》的文言、象辭、爻辭等，即為周代文化思想最高原理的總彙，所以孔子推論三代以來的文明，特別讚許周代文明，為“鬱鬱乎文哉”！後世儒家思想學說之所以如此演進，受其影響至深。雖然如此，但稱為文化思想的最高理則，仍然歸納謂之“道”，是以當時的“道”，並無門牆的紛爭，亦無派別的樹立。
四、周穆王西征與神仙故事的起源
周代文化思想，雖承接夏、商以來的傳統，但已經過一番綜合修正，所以特別注重人文文化，極力向作之君、作之師政教合一的途徑努力，意欲達成以王道為政的標準。故除分封諸侯、建國自治以外，統領天下政權的周室天子，隻想作到順天應人，垂拱無為而治的君臨天下。因此建“明堂”以示人文教化的規範，尊“宗廟”、祀“社稷”、重“封禪”以祀天而示天子的職責，表示隻是上承天命，下臨百姓，肩負溝通天人意誌的責任而已。這種思想，在原則上，至少在武王姬發革命建國以來，一直影響西周達三四百年之久，其間已經擺脫夏、商以來信仰神天的傳統，步入以人文文化為中心的良好規模。倘若真正了解周、秦以前，儒、道本不分家的傳統，便可知周代的思想，盡是中國上古傳統文化道家的天下。而在西周初期的一二百年間，也的確能達到極近升平世界的局麵。然而人類的思想和欲望的追求，始終不能安於現實就得滿足，或因變亂動蕩而求解脫，或因天下太平而追尋高遠，這是必然的趨勢。周代雖經文化思想和政治的革命，力求擺脫鬼神的崇拜，但人生問題，畢竟是個大謎，所以玄秘之學，仍然可與人文思想並存而不悖，尤其在已極人間富貴之後，縱使百無所求，然而對於渺茫難憑的壽命，誰又不想力求把握？於是養生之說與求長生不老之方的思想，以及玄秘之學，自然奔流競逐，仍舊隱約流行於各階層社會之間，故在西周中葉，便有穆王求道的傳說發生。《穆天子外傳》所稱穆王有八駿之馬，可以日行萬裏，西至昆侖之巔而會見西池王母的傳說，雖然後世學者多半疑作是偽造的文章，視為不經之談。但衡之以情理，當歸之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流傳故事，要是一筆抹殺，未免有欠考慮。《竹書紀年》稱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見西王母，其年王母來朝，賓昭宮，似乎亦非憑空捏造，唯所謂王母也者，究竟是神或是人，事當另需研究。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昔日的事實，沒有被列入當時經史之內！為了針對一般人喜歡引用證據，不肯透視內情的態度，不若以“多聞闕疑”、歸檔存查的方法來處理，較為公允。然或多或少，已由此可以察見西周文化中早已存有道家的神仙思想，應無疑問。換言之，由道家的思想，一變而為後來的道教思想，在周穆王時期，已經見其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