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漢時期的道家與神仙
到了秦始皇嬴政統一中國，不但在政治形態上一變周代以來的舊製，廢封建、置郡縣；在學術思想上，也力求統一，致使諸子百家學說，一齊都被扼殺，更談不上有新的發展。但人生畢竟是渺茫難憑，雖然富有四海、威加宇內，但一遇到生前身後的問題，不免就有四顧彷徨之感，因此始皇除了傾心上古帝王的“封禪”想要藉此上祈天神的庇護，而又以此傲視天下以炫耀自己的豐功偉績，除此自我陶醉作為精神自慰之外，隻有乞靈於方士神仙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方了。他從方士盧生的建議興築鹹陽宮，要想以行動隱秘以求神仙真人的降臨。又選派徐市（福）攜五百童男童女入海以求丹藥，也是受方士的蒙蔽，終至身死沙丘，一無所獲。但由此可見在秦始皇的時期，神仙方士等流派，並未受焚書坑儒的影響，依然甚為活躍。卜筮、方伎、醫藥等傳述，並未置於禁例，因此種下漢代陰陽術數，神仙道士發展的根源。
二、漢初內用黃老的文景之治
漢初，人們曆經戰國以來三四百年長期戰爭的變亂局麵，以及秦始皇時代嚴刑峻法的統治，社會人心所殷切期望的，就是早日達到安居樂業的升平世界。所以集漢高祖劉邦的豁達、蕭何等人的深通世故，與借鑒往日從政的經驗，便將政治風氣一變而以寬柔為懷，這在基本觀念上，已經吻合於道家思想的黃、老無為而治的學說。再到漢文帝執政階段，內有宮廷的變亂，外有強臣宿將，與兄弟諸王的虎視眈眈，正是危機四伏，隨時有叛亂爆發的可能。而社會人心，厭戰已極，此時此世，內外任何因素，都不適於施用剛猛的政策，因此便從其母後與曹參的主張，采用黃、老的陰柔措施，這對後來漢代三四百年間道家思想的成長，實為最有力的促成因素。可是曹參等人之黃、老學說，乃受教於蓋公，蓋公所傳老子之學思想的內容，究竟是否完全與老子的觀念相符，實在大有問題。總之，漢初文、景時代內用黃、老的政治作風，是以無為而治為外表，以“用弱”、“用反”的陰柔手段為權謀，就因為其政治策略與實施方針是以黃、老相標榜，故影響所及，造成一般社會也崇尚道家學說的風氣，真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至武帝執政時代，便有所革新，由道家哲學思想的運用，轉為積極追求神仙的事實，如推究其原因，誠非無中生有而來。
三、漢武帝與神仙方士
漢初承文、景兩個朝代以來的休養生息，朝野安定，國家經濟財政從表麵看來，已甚富庶。武帝英年挺發，要想建功邊陲，洗刷自漢高祖以來的外侮恥辱，自然對柔弱為用的政治策略不滿。他首先變更祖宗傳統的思想，以奠定其領導的方針，自然而然就走上罷黜百家、尊崇儒術的路線。但漢初以來至武帝時代的儒生，上焉者，專以傳經訓詁，考據典故，疏釋經文為事；下焉者，但借孔、孟以來的儒學相號召，專門從事功名的競逐，已非孔、孟原來儒家師道的真麵目。這在開國不久，如蒯通等人的思想行誼上，已經表現得極其明顯。一到武帝時代，或以儒學為主，摻雜道家、陰陽家的思想，倡天人之際的新儒家學說，猶如董仲舒之流。或以因應人情，阿附人生，極盡鄉願作風，以亂儒家禮法的儒術為尚，如公孫弘等輩。真能發揚孔孟儒家思想學說，以王道為政為目的，以君師之道自任者，幾已絕響。故當時的文化思想，雖一尊孔子，其實，道家思想仍然彌漫於朝野上下。武帝晚年，酷好神仙方士之術，並不亞於秦始皇的作風。他在元光二年初祠五畤，尊方士李少君為文成將軍，祠奉灶穀道，以從少君所言。拜祠灶神可以致物，然後便可化為丹砂，再變而為黃金，成金以後，作為飲食器具，就可以延年益壽。少君還慫恿武帝“封禪”以祠天帝。又常以偶中之言，說動宮廷內外，並且揚言他嚐遊海上，親見仙人安期生，服食過仙棗，其大如瓜，使大家認為他已年過數百歲。武帝對他深信不疑，就遣使入海求蓬萊仙島與仙人安期生之屬，結果一無所獲。後來少君得病而死，武帝猶信其為化去而未死，因此影響燕、齊之間，迂怪誕妄之士便多來言神仙之事。武帝後來又封方士欒大為樂通侯，以其能修丹砂煉金，役使鬼神等法術，又妻以衛長公主，富貴比埒王侯，但終因虛妄荒誕，一無所成而被殺。武帝因酷好神仙方士之術，曾立五祠，建甘泉宮，築承露盤，修造蓬萊、方丈、瀛洲、壺梁等海中神仙的假想建築；又因崇信方士之術，致使女巫可以隨便進出宮廷，終至淫亂穢聞傳達不堪，造成武帝時代有名的“巫蠱”大案，太子因此被迫自殺。神仙方士之術，原為中國古代極有價值的科學基礎，但一牽涉入政治，夾以富貴權位欲望，而終致貽禍無窮，若就所謂遺世獨立的真人神仙視之，豈不啞然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