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習期間，冼星海曾經做過各種各樣的苦工，像餐館裏的跑堂、理發堂的雜役、看守電話的仆人等。繁重瑣碎的工作使冼星海隻能用很少一點時間來學習提琴，練習作曲。有時，他清早五點起來一直工作到晚上12點鍾。有一次，因為白天上課很累，在餐館工作中最後一次端菜上樓時，因為眩暈摔倒了。老板罵了他一頓後，第二天就把他開除了。
從此以後，冼星海常常處於失業與饑餓的狀態中，有好幾次又冷又餓，實在堅持不住，在街頭就軟癱下來。他隻好忍著羞辱到咖啡館、大餐館去拉琴乞討。有一次，冼星海在拉完曲子後，用碟子討錢時，一個有錢的中國留學生把他的碟子摔在地上，並打了他一巴掌，還說他丟了中國人的臉……星海經受著生活的磨難，然而對於學習音樂卻始終沒有放棄。在困苦的時候，對祖國的懷念迫使他更加努力地學習。
1932年初冬，冼星海在一間破房子裏，寒風呼嘯著從破碎的門窗衝進來。沒有被子、沒有爐火、小油燈被風吹滅了……麵對此情此景，一時間，個人和祖國的苦辣辛酸，種種遭遇一齊湧上心頭。這不能自製的感情洪流，使他借風述懷，寫下了一首女高音獨唱歌曲《風》，抒發了他對祖國、對人民的熱愛與思念。《風》受到了巴黎音樂學院教授、著名法國印象派作曲家保爾·杜卡、拉威爾和當時在該院任教的著名俄羅斯作曲家普羅科菲耶夫的讚賞；並被巴黎電台廣播列為巴黎音樂學院新作品演奏會的節目。
由此冼星海結識了世界印象派三大音樂家之一，巴黎音樂學院大作曲家杜卡先生，並得到杜卡的首肯，讓他報考巴黎音樂學院的高級作曲班。冼星海順利地通過考試，並獲得了一個榮譽獎。從此解決了他的生計問題，並在杜卡先生的指導幫助下，開始係統地學習作曲。在師長和學校的幫助下，冼星海經過艱苦努力和發奮學習，終於在1935年春，從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畢業了。他毅然決定回祖國，用自己的所學報效祖國和人民。
1935年秋，冼星海途經香港回到了上海。當時正值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民族處在危亡的關頭。百代唱片公司聘請他擔任音樂創作和電影配樂工作。這期間，他創作了《救國進行曲》，為影片《夜半歌聲》配樂，並寫了插曲《夜半歌聲》、《熱血》、《黃河之戀》等。
1938年，“八·一三”事變爆發後，冼星海參加了由共產黨領導的上海演劇第二大隊，離開了母親，轉戰到了武漢。他積極熱情地投入到這裏的群眾歌詠活動中。這個期間，他創作了《保衛武漢》、《遊擊軍》、《到敵人後方去》、《太行山上》等等一大批新的抗戰歌曲。後應“魯迅藝術學院”的邀請他於1938年冬天到了延安。到延安後，冼星海擔任了“魯藝”音樂係教授，主要擔任理論作曲教學工作，另外還教授音樂史及指揮。在教學期間，他創作了一些大型作品：《民族交響曲》、《軍民進行曲》、《黃河大合唱》等等。他深深受到了廣大師生的尊敬和愛戴，於1939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0年5月，黨中央委派冼星海到蘇聯為“延安電影團”攝製的第一部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創作音樂並進行後期製作。到了蘇聯，沒過多久，蘇聯保衛戰爆發了。在這期間，他完成了《第一交響曲》即《民族交響曲》，又創作了《第二交響曲》（又稱《神聖之戰》）。1944年1月，他在生活十分艱苦的情況下創作了歌頌蘇聯民族英雄的《阿曼蓋爾達》的交響詩。之後，他患了肺炎，病倒了。因當時的條件太差，他的病情加重，於1945年10月30日，病逝在克裏姆林宮醫院，那時他隻有40歲。
在學習期間，冼星海曾經做過各種各樣的苦工，像餐館裏的跑堂、理發堂的雜役、看守電話的仆人等。繁重瑣碎的工作使冼星海隻能用很少一點時間來學習提琴，練習作曲。有時，他清早五點起來一直工作到晚上12點鍾。有一次，因為白天上課很累，在餐館工作中最後一次端菜上樓時，因為眩暈摔倒了。老板罵了他一頓後，第二天就把他開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