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談不一定對，隻是想法而已。謝謝！
鄭莊公是在魯桓公十一年夏天去逝的，也就是公元前７０１年。鄭太子忽理應是未來的國君。但在春秋時代，新的國君，必須要到次年的正月裏才能舉行即位儀式，而且改元紀年。因為那時，紀年方法就是以各自國君的在位時間來排序的。公元前７０１年是鄭莊公四十三年，那麼這一年，就隻能是鄭莊公四十三年。如果太子忽在這一年即位，那麼又成了鄭昭公元年了。公元前７０１年，在鄭國就有二個年了，一個是鄭莊公四十三年，一個是鄭昭公元年，這樣就會出現紀年上的混亂。所以，新的國君，就隻能到次年即位。
當然，新的國君，在他即位的那一年是一個新的開始。所以《春秋》每記敘魯國新國君的第一年時，都是這樣寫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這樣的寫法蘊涵著五個新的開始的意義。元是開始，元年，就是新的國君的紀年的開始；春是四季的開始，那麼也就是新的一年的開始；王是朝代更替的標誌，也是最新的現在的朝代的開始，此時的王是周王；正月是新的王朝所製定的首月的開始，夏、商、周三代的正月是不同的；公即位是一個新的國君的執政的開始。
正因為這樣，所以太子忽在公元前701年，雖然已掌握了國君的權力，但他還不能稱為國君。依慣例，到了次年，太子忽當即位，但沒有，因為鄭國出現了政治變動。第二年實際即位的不是太子忽而是公子突。而策動這次政治變動的，不是鄭國內部的鬥爭的某一人，而是宋國的幹涉。
公子突的外公家是宋國的雍氏，雍氏得到宋莊公的寵愛。雍氏在得知鄭莊公去逝後，就向宋莊公提出應該立公子突為鄭國國君。宋莊公就是曾避難到鄭國的那個公子馮。當然，他在鄭莊公的幫助下，回國做了國君，那是人家左右他們家的內部事務。現在自己也有機會來左右別人家的事務，為什麼不做呢？也算是對他鄭莊公的知遇恩情的回報吧。
鄭國此時的卿是祭仲，所以宋誘使祭仲來到宋國，將其扣壓，要挾他必須立公子突為國君，否者就是死。祭仲隻好答應，並與宋人訂立了盟約。宋也將公子突扣壓，並要求他回國當上國君後，要送給宋國財賂。這樣公子突和祭仲就回到了鄭國。
鄭莊公是七月去逝的，九月太子忽跑到衛國避難，公子突被立為國君，次年即位，這就是鄭厲公。但新即位的鄭厲公，首先就麵臨著，宋國無法滿足的的索要財賂的貪欲。為此，鄭厲公請魯桓公出麵調停，但宋卻隻認財賂，不給魯桓公麵子。所以，鄭與宋隻好用武力解決。先是魯鄭於鄭厲公元年伐宋。再是鄭厲公二年，鄭魯紀三國與齊宋衛燕四國交戰，齊國一方戰敗。看來，鄭厲公可以鬆口氣，暫時不再有宋人索賄的煩惱了。但有些人從來就是願意找煩惱來折磨自己的心靈，好使自己的生活充實得有意義些。鄭厲公或就是這樣的人。
所談不一定對，隻是想法而已。謝謝！
鄭莊公是在魯桓公十一年夏天去逝的，也就是公元前７０１年。鄭太子忽理應是未來的國君。但在春秋時代，新的國君，必須要到次年的正月裏才能舉行即位儀式，而且改元紀年。因為那時，紀年方法就是以各自國君的在位時間來排序的。公元前７０１年是鄭莊公四十三年，那麼這一年，就隻能是鄭莊公四十三年。如果太子忽在這一年即位，那麼又成了鄭昭公元年了。公元前７０１年，在鄭國就有二個年了，一個是鄭莊公四十三年，一個是鄭昭公元年，這樣就會出現紀年上的混亂。所以，新的國君，就隻能到次年即位。
當然，新的國君，在他即位的那一年是一個新的開始。所以《春秋》每記敘魯國新國君的第一年時，都是這樣寫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這樣的寫法蘊涵著五個新的開始的意義。元是開始，元年，就是新的國君的紀年的開始；春是四季的開始，那麼也就是新的一年的開始；王是朝代更替的標誌，也是最新的現在的朝代的開始，此時的王是周王；正月是新的王朝所製定的首月的開始，夏、商、周三代的正月是不同的；公即位是一個新的國君的執政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