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校刊編輯部的人來，說今年是建校90周年，想印個紀念文集，希望我寫點什麼。我有些膽怯，因為沒有什麼值得聽聽的話好說。但又義不容辭，這有如為親長開個紀念會，不管我怎麼可有可無，也非參加不可。問內容有沒有什麼限製，說要圍繞“我與北大”寫。寫什麼呢？大事，沒有；瑣細，敝帚享之千金，讀者會厭煩。困難中想出一條路，幾年以前，感到衰遲之來，常常更加懷念昔年的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境，於是把一時的記憶和觀感寫下來，零零碎碎，集到一起出版，名為《負暄瑣話》。其中不很小的一部分是談我上學時期的北大。“我與北大”，命題作文，我算是已經寫了後一半。還有前一半，“我”，沒寫，這次就無妨以此為內容，算做補闕或拾遺。
寫“我”，選與北大有關係的，也太多了。多，無妨，篇幅可以拉長。有妨的是性質太細小的，如饑餐渴飲；太偏僻的，如個人恩怨，都不值得說，因為，用時下的話說，是沒有教育意義。想了又想，想出上麵那個題目，自己認為，分量超過饑餐渴飲，可以說說。由己身出發考慮，也應該說說，因為它，作為問題，已經伴我或說纏我幾十年，而且看來還要纏下去，直到無力再想它。是什麼問題呢？記得是當年讀英國培根的書，大概是《新工具》吧，問題的性質才明朗化的。培根說：“偉大的哲學始於懷疑，終於信仰。”我以很偶然的機會，走進北京大學的門。在母校的培育中成長，學會了懷疑；不幸半途而廢，雖然也希望，卻沒有能夠“終於信仰”。這不知道應該不應該算做辜負了培育之恩；但思前想後，心裏卻是有些感慨的。以下就圍繞著這點意思，說說有關的情況。
想扯得稍遠些，由邁入校門的偶然說起。那是1931年夏，我通縣師範學校畢業，理應去教小學而沒有地方要，隻好換個學校，升學。北大考期靠前，於是交了一元報名費，進了考場。記得第一場考國文（後來稱為語文），作文題是八股文的老路，出於《論語·季氏》，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試申其義”。那時候還沒念過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不知道原文有錯簡（應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於是含糊其辭，在“寡”“貧”方麵大做其經義式的文章。其間並引《孟子》為證，說“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雲雲。這裏要插說幾句話。我小學的啟蒙老師姓劉，名瑞墀，字階明，是清朝秀才。以會作破題、承題、起講的大材而教“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心裏當然有些不釋然。於是錐處囊中，或由於愛人以德，就自告奮勇，晚上給我們一些也還願意聽聽的孩子們講《孟子》。他的教法革新了，是先講解，後背誦。“河內凶”這一章靠前，記得牢實些，所以能夠抄在考卷上。其時北大正是被考古風刮得暈頭轉向的時候，推想評卷者看到紙上有《孟子》大文，必是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於是給了高分。其他數學、外語等都考得不怎麼樣，可是借了孟老夫子的光，居然錄取了。
錄取為文學院學生，選係，聽了師範同學也考入北大的陳世驤（後到美國教書，已故）的勸告，入了中國語言文學係。那時候，文史哲幾乎不分家，於是聽課，雜覽，就三方麵都有。主幹是溫故，也想考古。考古要大膽懷疑，如顧頡剛先生那樣，說夏禹王可能是個蟲子。又要小心求證，於是就不能不多翻書。現在回想，其時的生活是在兩條線上往前走，一條可見，一條不可見。可見的是上課，鑽圖書館，心情有如鄉下人進城，大街小巷，玉釧朱輪，都想見識見識。具體說，也聽了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識論》課；圖書館呢，由板著麵孔的正經正史等一直到《回文類聚》和《楹聯叢話》之類，都翻翻，這，吹噓一點說是走向博，其實是“漫羨而無所歸心”，關係並不很大。關係大的是那條不可見的，默默中受北大精神的熏陶。這精神是兩種看來難於協調的作風的協調。那是一，亂說亂道；另一，追根問柢。或者合在一起說，是既懷疑又求真。說這關係大，是因為它指引的方向不隻是浮在水麵的博，而是走向水底的深。表現於外是口說筆寫，要確有所見，不甘於人雲亦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