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劉知幾著《史通》，說著史須具備三個條件，才，學，識。我這裏是想擴大“人”的範圍，隻說讀史。讀史是否同樣需要才和學？且不管這樣多，隻說切不可少的是史識。識者，見識也。加細說是：一、記載有真有假，要有分辨的能力，取真舍假；二、記載的事真，會牽涉是非問題，要能夠評定是非。第一步像是比較簡單，但也不那麼容易，如武王伐紂，《尚書·武成》篇有“血流漂杵”的話，孟子不信，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盡心下》）照孟子的想法，周攻商，商軍隊應該不抵抗，因為正義在周人之手。事實顯然不會是這樣，因為軍隊多年受訓，所知隻是服從，而不是正義。所以希特勒的軍隊，直到大勢已去，還是奉命抵抗；同樣，古今中外，對付非外侮，遵命動武的事也不罕見。又所以可證，這是在分辨真假方麵，連亞聖孟子也錯了。第二步就更難了，因為淺嚐，會看到人各有見；深追，還會碰到人各有所好。以不避“下體”為例，由李笠翁到辜鴻銘，都認為女人的腳纏得越小越美，你搬出天生腳的功用、女人有獨立的人格等大道理同他辯，他輕則不聽，重則笑你對於國粹毫無所知。“喜愛”常常是無理可講的，這裏隻好畏而遠之，單說人各有見。“見”是講理式的評論，如說纏小腳不好，舉證，用天生腳的功用也好，女人有獨立的人格也好，或兼用幾種也好，都是用自認為通達的理評論某具體的事。可是說到“理”，情況就複雜了。也可能有是非，比如諸葛亮輔佐沒出息的劉禪，不取而代之，用世俗或傳統的眼光看，是合理，如果著眼蜀地人民的福利，或西蜀立國的前程，還同樣合理嗎？至少是還值得考慮。還可能有層次，比如扣帽子是整人，摘帽子是救人，我們說前者非而後者是，如果有人問為什麼，我們就隻好把理亮出來，借用儒家的術語，說仁是而不仁非。至此，有哲學癖的人還會追問，為什麼仁比不仁好？前院的答案不能應付了，隻好到後院去找，說，因為幸福比痛苦好。自然，有哲學癖的人還可以追問，幸福真就有價值嗎？答就更難了，且不管它，這裏隻是想說明，理有層次，講清楚，尤其使人人點頭，大不易。話歸本題，是讀史，具史識，能夠分辨真假，不易，進一步評定是非，更不易。可是我現在執筆，提出史識，難道真就膽大妄為，想碰碰硬的嗎？曰不敢。可是已經開篇，如何躲閃？這裏坦白，題目裏的“閑話”二字即避風港也，閑，就是不求深，不求全，尤其重要的是無拘檢，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暫時不想了就作罷。
為了突出重點，分辨真假的小難可以略去，隻攻大難，即史實有定，如何評定是非。這在上一段已經說過，是要搬出“理”，即評定的“原則”來。原則有性質之別，為了化繁為簡，隻說對立的兩種。一種是子曰、《詩》雲之類，包括流行於各時代的街頭巷尾多數人不想就認為毫無問題的種種說法以及偉大的什麼人的所謂指示，其共同的特點是接受帶或多或少的權威性的現成的。另一種是經過“自己”思索，有所肯定，追問為什麼這樣就可信可行，最後挖掘到一個根本的，自信為處處可通而且難得推倒，然後就以之為尺，量舊事新事之值得分辨是非的。顯然，所謂具史識，這識的基礎應是後一種；前一種人雲亦雲就不成，因為錯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至此，性急的讀者會揪著辮子問：“你個人的原則是什麼？還是快亮出來吧。”為省事，我也樂得繞過繁瑣的思辨，既已“圖窮”，幹脆抽出“匕首”，這是“人文主義”。這個名稱很多人用，可能各有各的理解，我說我自己的，是：評定事的是非（或對錯、好壞），要看這事能不能使所有有關（包括受間接影響）的人獲得幸福，趨向文明，能者是，不能甚至反其道而行者非。這是個概括的原則，但用得其當，它也未嚐不可以對付具體。姑且算做舉例，以之為基礎形成史識，評論史實，就會與某些實用主義的教條大異其趣。比如根據某一教條，凡是農民起義都是好的。（推想是想論證造反有理。其實這也難得成為普遍的原則，因為這理要有條件，條件是：被造反者是別人，不是自己。）換為人文主義就不是這樣，而是要就事論事，冤親平等。比如舉不很遠的。張獻忠是農民起義，可是幾乎把四川人殺光了，說句不怕高論家恥笑的話，如果我不幸生於其時，就寧可做朱氏或愛新覺羅氏的順民，而不願往四川分享農民起義的光榮，因為我無大誌而舍不得小命。同理，歌頌太平天國，我也覺得大可不必，因為我讀過一些其時的史料，其中最值得吟味的是李圭《思痛記》，大量的史實使我們感到，為了還能活，小民隻好甘心做鹹豐皇帝的子民，而不敢到金陵去冒點天燈的危險。舍不得小命，兩害之中取其小，不光彩嗎？人文主義要的是實實在在的福利，常常不管本性可疑的光彩不光彩。
至此，史識的破題，以及其背後的理據，說完，連我自己也禁不住要問：“大熱天，不到林下去風涼，叨嘮這些做什麼？”以下說事出有因，是今年（1995年）3月，不要錢的《讀書》送上門，我老規矩，翻翻，揀自己有興趣的看看，其他一目十行，旅行到結尾，心裏說“知道了”，放下。這一回卻有點特別，是讀了其中一篇之後，打電話問編者，想知道作者的情況，並說：“如果方便，願意同他談談。”承編者好意，告知作者在上海，而很巧，過不很久，這位作者就來北京，編者的好意全始全終，在東四北孔乙己酒店備一桌紹興菜，約我和作者見麵，席上除紹興花雕之外，還有幾位常在《讀書》上耍筆杆的。且說我這次赴會的所得，酒、菜等唯物的不計，是見到這位我推為有見識的上海作者，並聽了不少其他談論。談閑話也不當跑到“其他”，還是回到我欣賞的這篇文章，題目是《亂世的兩難選擇》，副題是“馮道其人其事”，作者葛劍雄。曆史上馮道出名，事由主要是三種：一是官做得大，經曆的事多；二是歐陽修作《五代史記》（通稱《新五代史》），罵他“無廉恥”；三是主持用雕版技術印刷《九經》。三種之中，第二種力量最大，因為在絕大多數人眼裏，他為士的階層提供個反麵教材，立身處世要以他為戒。這種看法，限於著史的，由歐陽修直到範文瀾，可以說沒有例外。我孤陋寡聞，看了葛劍雄先生這篇文章，算是第一次碰到例外。葛是譚其驤先生的學生，他在這篇文章的開頭說，一次聽譚其驥先生說：“歐陽修對馮道的評價是不公允的，還是《舊五代史》說得全麵，隻看《新五代史》是要上當的。”話簡，概括，會不會深遠到認為馮道的立身處世也未嚐不可取？但不同意歐陽修的罵則是確定的，這就是未隨波逐流，或說有自己的史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