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先生當然也有史識，而且說得明確。這篇文章字數不少，這裏撮其要，是先舉史實。主要是兩個方麵。一方麵是仕宦的經曆，“一生所事四朝（唐、晉、漢、周）加上契丹、十帝（唐莊宗、明宗、閔帝、末帝，晉高祖、出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遼太宗耶律德光）合計不過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僅六年餘，每帝僅三年餘，最長的唐明宗和晉高祖也隻有八年。”一方麵是為人，是做了不少好事，也抄一些為例：“隨軍當書記時，住在草棚中，連床和臥具都不用，睡在草上；發到的傣祿與隨從、仆人一起花，與他們吃一樣的夥食，毫不在意；將士搶來美女送給他，實在推卻不了，就另外找間屋子養著，找到她家長後再送回去。在喪父後辭去翰林學士回到景城故鄉時，正逢大饑荒，他傾家財救濟鄉民，自己卻住在茅屋裏，還親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廢又沒有能力耕種，他在夜裏悄悄地去耕種，主人得知後登門致謝，他卻感到沒有什麼值得別人感謝的地方；地方官的饋贈也一概不受。”這完全是孔孟眼中的“仁者”形象，隻是因為改朝換代，他沒有君辱臣死，無數的人就從歐陽修之後，罵他為無廉恥。所以葛劍雄先生就提出個疑問：生在亂世的知識分子，除了效忠一君，君敗亡則竭節致死和滅跡山林之外，就不能走馮道的第三條路嗎？葛先生的意見是可以走第三條路，他在文章的結尾部分說：
如果有第三條道路，那就是以人類的最高利益和當地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前提，不顧個人的毀譽，打破狹隘的國家、民族、宗教觀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來調和矛盾、彌合創傷，尋求實現和平和恢複的途徑。這樣做的人或許隻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價值，但他對人類的貢獻無疑會得到整個文明社會的承認。……與“滅跡山林”或效愚忠於一姓一國的人相比，他無疑應該得到更多的肯定。
就這樣，葛先生明白表示，不同意歐陽修死揪著“政治道德”，罵馮道為無廉恥的評論。這是葛先生有不人雲亦雲的史識，尤其不隨波逐流，頌揚效愚忠於一姓，真是“於我心有戚戚焉”。而說到“我心”，又像是還有許多話已經上升到嗓子眼兒，不吐不快。幹脆就順著葛先生這條思路說下去。
往下說，應該有點新意，或說深意，這新意是：知識分子，所事之君敗亡，不隻可以不從死，而是不可以從死。這樣說，有些熟悉曆史的人或者要大吃一驚吧？比如據傳聞，崇禎皇帝完蛋於煤山，或弘光小朝廷完蛋於南京，柳如是勸錢牧齋以身殉之，錢牧齋不聽，後來的所謂正人君子都讚揚這位河東君明大義，為錢牧齋的不能舍生，以致淪為“二臣”惋惜，而我，卻公然站在錢牧齋一邊，這不是甘居下流嗎？就說是下流吧，對不起，我想奉告，事實是我還要流得更遠。比如我不隻一次反問：“錢牧齋，除了沒隨著崇禎皇帝死之外，你還能舉出他什麼劣跡？”問題當然不到此為止，因為還可以接著問：“公認為於己有大恩的父母死了，誓同生死的同床共枕人死了，不從死，於人格無損，何以帝王敗亡，不從死，就於人格有損？”這顯然是因為帝王的權太大，就有能力要求臣下忠於一姓（如漢周勃之誅諸呂），甚至忠於一人（如明方孝孺之不奉燕王朱棣詔），說得更鮮明些，忠君就成為至上的美德，忠到從死就能獲得最高的榮譽。有誰曾經追問，這樣的信念是怎麼來的？信受奉行，除去有利於某一姓某一人的專製統治之外，還能找到人文主義性質的理由嗎？不問，說句憤慨的話，是因為幾千年來，知識分子受騙（或兼自騙），已經到了“心死”的程度。不幸是心死而行不死，且撇開動機，結果就成為，為曆代的專製魔王做了幫凶，為曆代的專製製度做了護身符。但評人又不當拋開動機，所以視忠君為美德，為榮譽，如歐陽修之流，隻是可憐，而不是可鄙。我也勉強算個知識分子，說同行的昔人（今人也不少）可憐，不得不說說理由。以下說理由。
先說忠君的信念是怎麼來的。說來可笑，忠君的信念流行之後，君也是內有五髒、外有四肢的平常人，知道的人也很少了。如果知道，這樣一個平常人，幹什麼（直到任意殺人）都對，總會感到很離奇吧？見怪不怪，主要是來於兩種情況。一是統治者權力的無限膨脹。就古代說，群雄並立的時候就差一些，如士的階層，還有離開此國、投奔彼國的自由；君有權，但非至上，所以孔子雖然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無）也”，卻也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還進一步，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到秦始皇統一天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胡作非為，臣下都唯命是從，還有人敢說為君要有為君的樣子一類話嗎？不說，是因為都總結出經驗，求利祿，求安全，就要聽話，頌聖，而聽話、頌聖慣了，不得不然生長，就漸漸變為當然。另一種情況是，總會有禦用文人編造種種神話，說坐上寶座的人都是天縱之聖，奉天承運，偉大，正確，能夠使國運昌盛，小民幸福，所以做什麼都對，直到賜自己死，還要叩頭謝恩，以示感激。就這樣，至晚到秦始皇，廣大被統治的人民，尤其多有入朝機會的知識分子，就視忠君為天經地義，不改朝換代之時，樂得死後得個“文忠公”之類的諡號，改朝換代之時，忍痛舍生，以求擠入忠義傳。
時間長，錯的變成對的，並且根深蒂固，以致沒有一個人敢問，或想到問，這樣縱容一個人胡作非為，對嗎？或心懷人文主義，問，合算嗎？可憐，也可怕，是忠君變為無條件的好。於是如歐陽修，就大罵不從某一君死並事多姓的馮道。奇文共欣賞，抄其中的主要部分：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案這是一句空話，有哪個帝王是以禮義治人？臣下當然也不敢這樣要求）；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這是說，亡國皆由大臣不廉不恥，與君無關）予讀馮道《長樂老敘》（應作《長樂老自敘》，“長樂”是馮姓的郡望，疑取為號，義雙關），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嚐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嚐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施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並汙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新五代史》卷五十四《馮道傳》序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