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老友齊君的兒子，行敬父執的古道，由天津來看我。第一次來，進屋坐定之後四處看，見所坐是數十年前通行的木椅，沒有沙發，所臥是數十年前通行的鋪板，沒有席夢思，大概覺得太清苦了吧，有慨歎之意。他忙，要趕火車，我應該用我的也許含有哲理的怪論安慰他而沒有時間說，但有話不吐不快，隻好於他走後寫在這裏。
記得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幹校接受改造時期，在排長薑君的怒目惡聲之下，搬磚，和泥，挑水，打更，等等，身無一分一秒之暇，心卻閑得要命。謝天命，人，隻要有一口氣，總會創造出各種招數以適應環境。我的招數之一是冥想（隻有天知、地知、己知）一些有關人生的種種。其時我的思路似乎還不太遲鈍，於是東拚西湊，化零為整，終於想出個總的退避之道，曰：即心是佛，安苦為道。即心，閉門尋得清淨的自性，過於渺茫，難於證驗，也就不好講。這裏隻說安苦為道。
現在看來，安苦為道的“苦”，在我的心中，意義因今昔環境不同而有不小的變化。先說那時候的，是來於《呂氏春秋》“貴生”和佛門“境由心造”的夾縫，或者說，擠出來的。貴生好講，而且推想會人人理解並同情，即舍不得死是也。但是活，大不易，繁重的勞動，沒完沒了，還要以眼接受怒目，以耳接受惡聲；就是這樣，有時麵對眾人，還要“笑介”，然後“吉甫作誦”。苦不如樂，這是天命之謂性規定的。如何能變苦為樂，或退一步，變大苦為小樂，或再退一步，變難忍之苦為可忍之苦？乞憐於幹校之門或排長之門，行不通；隻好向無數前輩老太太學習，念“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即乞憐於佛門，領取“境由心造”的妙藥。這藥經過再炮製，西法中料，就成為安苦為道。而這樣的道，說高可高，那是由《莊子·大宗師》來；說低可低，不過是，默然受之，居然也過去，悟得生涯不過這麼回事，亦一得也，撇嘴微笑，勝利了，縱使有人會說這是阿Q式的。——其實這真是道，不是阿Q，理由是，在境已定、苦必來又無力抗的時候，安苦為道的辦法是不哭哭啼啼，盡量求麵直對之而心不動。與心不動比，心動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大地震的龍年之後，大革命的風停了，我早已離開幹校，又可以或說不得不拿筆了。環境有變，依情由景生之理，我的這個應付幹校生活的發明創造應該放棄了。但是舍不得。原因的小半是“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大半是還可用，甚至還有大用。這要把苦的意義改動一下，或說放寬，包括“享受方麵的節製，以至於淡泊”。淡泊，鼎鼎大名有陶淵明，又是道家思想！還是少說家，就事論事。由小事，與我的怪想法有關的小事，說起。我鄉居時候有個近鄰，五十上下歲的農民，身高力壯，農忙時節，我見他總是穿一件藍布短衣，背後布滿大白斑，是汗濕的痕跡。他很少洗，也很少換。我“能近取譬”，感到身上不好過。看看他，說說笑笑，處之泰然。回到多有浴室、洗衣機的鳳城，我多次宣揚我的安苦為道的人生哲學，都舉這位近鄰為例，說他能安，我不能，這是我本領不夠，修養不夠。有人說，我的想法即使不完全違理，也總是失之太偏；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求多改善一些，乃人之常情。我在這類事上仍如孟老夫子，好辯，於是順著常情說下去，是常情有順流而下之性，任其流，也會偏。舉例，俯拾即是。一位，也如我之不出國門，有了勤洗的條件，養成內衣一日一換的習慣，說不這樣就受不了。另一位，原來也在國門之內，得個“好”機會，東渡太平洋，據說那裏熱水管與冷水管並行，入其國則隨其俗，養成上席夢思前必洗澡的習慣，不久前想回國門之內看看，曾為洗澡設備不完善而大發其愁。與這兩位相比，我堅持己見，總認為我的不關心換內衣、不關心洗澡（原因主要是信奉一動不如一靜）有優越性，因為既不會感到受不了，又不會大發其愁。有人說，這是消極的；由積極方麵看，我的享受所得必少得多。我還得辯，理由是，享受所得，隻有寸心知，很難用數字表示，也就很難比。即以睡鋪板而論，半個多世紀，我始終沒有感到不舒服，像是也沒有因此而所入之夢多噩，睡席夢思有什麼快感和好夢，我不知道，如果比高下，也許實驗心理學家有妙法，但我大膽預言，讓我甘拜下風是很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