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學術空氣籠罩下的應有之義，因為我認為很重要，而後來成為稀有，所以想提出來加重說說。自由，意義很廣泛，相關的問題也就很多，我在拙作《順生論》裏曾經辨析。那裏所說偏於政治自由。比如還有意誌自由，是道德哲學裏應該討論的。本篇所謂自由，容忍，同是學術範圍內的。這是一種精神或心理狀態，具體可分為對己和對人兩個方麵：對己，一切自己想到的事物的有關真假、對錯、是非、好壞的評斷，拋開任何性質的權威，隻信任自己的理性；對人，別人憑自己理性認為可信而不同於自己的，尊重，即承認同樣有他或她的自由。心理狀態，也是一種唯心論嗎？影響卻很不小，比如其大者，所得的知見就容易近真；其小者，即便人有權大權小之別，也不會出現權大者強製權小者遵命講說違心之論的現象，或懲治講說不違心之論的現象。
這是北京大學的紅樓精神。精神，無形，隻好拉一些有形的，或說是軼事吧，來顯示。軼事，近於雞毛蒜皮，隻是因為用新時代的眼光看，也成為廣陵散，所以不避瑣屑，說說，以期不及見嵇叔夜的人也能聽聽。
一件，牽涉校長蔡元培先生，所以先說。蔡先生也曾接近西學，並在美學和倫理學方麵有所述作，可是不知怎麼一來，竟也患了相信自己幻想的病，繼王夢阮的《紅樓夢索隱》之後，寫了一本《石頭記索隱》。索隱，是以為小說中的人和事都有所影射，以人為例，在王夢阮的索隱中，林黛玉影射董小宛，已經夠離奇了，到蔡先生則進一步做了變性手術，成為朱彝尊。其後胡適先生任北京大學教授，在蔡先生治下，用由西方學來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寫了《紅樓夢考證》，說索隱派的辦法是牽強附會，其實據多種史料，可知所寫為作者家中事。對此，蔡先生至少沒有口服，怎麼辦呢？新風是發動屬下各色人等批判，使之倒且臭，不敢還言。北大的紅樓精神不是如此，即如蔡先生，是承認胡先生有發表並堅持己見的自由，自己不同意，容忍，所以隻是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裏表示一下自己的與胡先生商榷的意見。而且不隻此也，其時胡先生為了更加證實他的自傳說，正在加緊搜求敦誠的《四鬆堂集》。後來天假良緣，居然買到這部書的寫本。其後他又見到刻本，情況是這樣：
我在4月19日得著這部《四鬆堂集》的稿本。隔了兩天，蔡孑民（蔡先生字孑民）先生又送來一部《四鬆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詩社裏借來的。……這可以證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貴了。蔡先生對於此書的熱心，是我很感謝的。（跋《紅樓夢考證》）
對於學術方麵的異己，是幫助，是感謝，且不管這樣能不能更容易地辨清是非，單就人際關係說，雍容揖讓，也總是可懷念的吧。
又一件，也與胡適先生有關。其時他用西法治中國哲學史，在北京大學開這門課，並著《中國哲學史大綱》（隻成上卷）。對於古人和古書，他從傳統，把“老子”或《老子》放在前麵。從舊說是信，而以《古史辨》為旗手的考古風是推重疑。疑老子以及其書的年代，主要是錢穆先生，他既有大部頭著作《先秦諸子係年》，又發表零篇文章（曾集為《老子辨》），論證老子，其人其書，都是戰國時期的。對此，胡先生沒有“盡棄其所學而學”，於是就不免於爭論。錢先生是以為，自己的主張已成定案，胡先生應該舉白旗，表示投誠。胡先生則認為，錢先生的論斷，證據還不充分，甚至論證方法還有問題。各不相讓，據說有一次，爭論竟發展到在教授會（上課前的休息室）上鬥口。錢先生說，老子的年代晚，已無疑義，胡先生你還是把舊說放棄了吧。胡先生答，我覺得證據還不夠，如果證據充分，我就連我的老子（父也）也不要了。聽者都為之破顏。爭論，能維持開口笑，在北大紅樓是家常便飯。
又一件，擴大到教師和學生間的。是某同學告訴我，一次，開有關佛學的討論會，有幾十人參加，其中有胡適先生和哲學係同學韓鏡清（同我很熟）。胡先生發言，講得不少，估計又是他一貫的用曆史眼光看吧，韓鏡清認為不對，站起來說：“胡先生，你不要說了，你說的都是外行話。”與會的都一愣，因為這是違反自由與容忍精神的。胡先生不愧為胡先生，停一下，接著平平靜靜地說：“我自知對於佛學造詣很淺，所說不免多誤，但是，能不能讓我說完了？”與會的都說，當然要說完了，於是胡先生接著說下去。這件事，我沒問過韓鏡清，因為我推想，他這一時的無名之火，與長遠的北大紅樓精神對照，是很快就會悔悟的。
又一件，也是教師與學生間的。這次是親見，不是耳聞。是上俞平伯先生的古詩課，聽課的不少。他講“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說知就是不知，所以風吹而無阻擋，天冷而水不結冰，一個同學站起來說：“俞先生，你這樣講有根據嗎？”俞先生仍然平靜，說“有”，接著在黑板上寫，古書上一處，兩處，三處，記得寫到六處，都是什麼作不什麼講，所謂反訓，那位同學又站起來說：“俞先生，你不要再寫了，我信啦。”心裏有所疑就說是自由，聽者不以為忤是容忍，在北大，這是司空見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