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盛後的沉寂
春秋中晚期，隨著吳越兩國參與中原霸業，它們與其他諸侯國的接觸日益頻繁。在此過程中，優異特出的吳越銅劍便逐漸傳播到了其他地區。20世紀自5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山東、山西等省都發現了東周時期的吳越王劍，而前人著錄的傳世越王劍，還有傳出於陝西的。可見其傳播之廣。這一方麵使得吳越銅劍的聲名廣播海內，另一方麵也促進了其他地區(主要是中原列國)銅劍的發展。
爭霸戰爭的需要和國勢的強盛，直接促使吳越銅劍在春秋晚期發展成熟。越滅吳後，勢力更盛極一時，故戰國初期，吳越銅劍仍盛而不衰，並續有發展。但至戰國中期，由於內亂以及強大楚國的淩迫，越國逐漸走向衰落，大致就在這個時候，吳越銅劍也呈現衰頹之勢。公元前333年，楚滅越，吳越地區為楚所據，重器寶物、名工巨匠盡被擄去，吳越銅劍遂最終衰落。
兩漢時冷兵器 從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的兵馬俑中騎馬俑較少而跪坐俑較多，故應仍以步兵、戰車為主要作戰力量，到陝西鹹陽楊家灣雙墓11個陪葬坑中，騎兵坑為6個，步兵坑4個，戰車坑1個的變化來看，正證明了騎兵已逐漸取代戰車兵而成為軍隊主力。這是因為漢朝在抗禦北方遊牧民族侵擾的戰爭中，騎兵得以不斷的發展壯大。又因騎兵的迅速發展，適用於跨馬作戰的兵器，防護裝甲、馬具也得以發展、改進，因而漢代兵器無論從形製還是性能上都較之前代發生很大變化。如鐵製兵器逐漸取代了青銅兵器；適用騎兵劈斬技法的直刀逐漸取代了車戰近刺的劍，遠距離衝刺作用突出的戟、矛，基本取代了車戰時勾、啄兵器――戈等。如西漢前期的景帝陽陵中銅鏃出土2556件，而鐵鏃僅159件，廣州南越王墓中共出土銅兵器950件，鐵兵器僅34件，且戈數遠多於戟數。但這一現象到了杜陵和西漢長安城武庫出土兵器中發生了顛覆性變化：杜陵出土兵器多為鐵器，且環首鐵刀有4件，而鐵劍僅1件，並出土鐵戟17件，卻無戈出土。長安武庫更是鐵器(519件)遠多於銅兵器(102件)，矛、戟、刀、弩等適用於騎兵的兵器占絕大多數。
而漢代兵器如此大的變化，主要是因為冶鐵工業的發展和煉鋼技術的更新，從而使鋼鐵兵器質量不斷提高而得以普及，因而結束了殷周以來以青銅作為主要兵器材質的曆史。
漢武帝時期，漢的國力空前增強，鋼鐵冶煉技術有了較大的提高。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首先，鹽鐵官營，保障了鋼鐵製造所需要的大量礦石資源；其次，冶煉設備更為先進，燃料問題解決，不但出現馬排、牛排，東漢初年更出現了水排，並且用煤做燃料，既可提高溫度，又可延長燃燒時間；第三，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在戰國塊煉鐵的基礎上，增加鍛打次數，使夾雜物減少，鋼的成分均勻，組織致密，強度增高，從而躍進到“百煉鋼”階段。並出現了“炒鋼”法，如1994年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的發掘中，出土的鐵矛，經金相鑒定為由炒鋼疊打製成。炒鋼技術被譽為繼鑄鐵發明後鋼鐵發展上的又一裏程碑；最後，在淬火工藝上，使用在刃部局部淬火的技術，既增強了刃部的鋒利程度，又保留了背脊部較好的韌度。如河北滿城漢劉勝墓曾出土一柄鐵劍，經化驗，其原料是塊煉鐵，經反複加熱滲碳，多次折疊鍛打而成，屬於“百煉鋼”工藝的早期產品，而其刃部經淬火處理，硬度極高，而脊部未經淬火處理，韌性保持較好。
鋼鐵生產技術的進步，使鋼鐵兵器得以大量裝備軍隊，並迅速取代青銅兵器，成為主兵器，從而使我國軍隊真正進入鐵製兵器時代，並促進了騎兵的發展。
由於鋼鐵兵器遠比青銅兵器鋒利和堅韌，以及騎兵和步兵新的戰術需要，漢代兵器從類型到具體形體特點都有新的變化。
進攻性兵器
(1)遠射兵器
漢代騎兵發達，“強弩長戟”是主要裝備。用於遠射兵器的弩，在漢代有了長足發展，先秦的弩機，牙、牛、懸刀由栓塞直接裝在弩臂的機槽內，很容易劈裂，不能承受更大的張力。而從漢長安武庫、山東淄博臨淄齊王墓等出土的弩機來看，西漢以後，在弩機外加了一個匣狀外殼“郭”。弩機的各種機件，用栓塞按一定組合關係裝入郭內，再把郭裝在弩臂的機槽內，可容納張力更大的弩機。另外，漢弩加高了機牙上的望山，並在其後側增加了刻度。如河北滿城劉勝墓出土十六件弩機，一件就是在望山後有刻度的。射手可以根據目標的遠近，按不同的刻度瞄準，準確性大大提高了。
從樣式看，西漢初箭鏃的樣式仍沿用秦代，如其剖麵呈正三角形的秦式銅鏃(“羊頭”簇)，占滿城汗墓同類器的93％。而後期，漢鏃加長，並且東漢時，箭鏃上出現放置毒藥的小凹槽以提高殺傷力，且鏃身多呈長鋌圓柱形，並有四棱鏃出現。
(2)格鬥兵器
除了材質方麵由青銅轉向鋼鐵以外，兵器類型和具體形狀也有較大的變化。
戈：戈是中國古代特有的兵器，有秘(杆)和橫裝的戈頭組成。主要用於勾、啄的格鬥兵器。由於戈不是刺殺兵器，在以騎兵為主的西漢軍隊中作用不如戟大，故逐漸被淘汰而成為飾物。如山東淄博臨淄齊王墓出土的金龠銅戈，長22．5厘米，高12厘米，造型華美，形製與戰國相仿，但已是儀仗飾物，而非實戰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