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末期，“北約”的秘密文件源源不斷地流往蘇聯，西方世界部署在華沙集團的間諜網絡被破壞。對蘇聯而言，“北約”幾乎已經不存在秘密。
造成這一切的克格勃間諜漢布爾頓，是英國經濟學博士，加拿大拉法爾大學經濟學教授，一位拉丁美洲問題的權威專家。因其卓越的貢獻，當時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親自與他會麵。在西方間諜中，漢布爾頓是唯一得到過此殊榮的人。
在加拿大渥太華有一條名叫拉斯金的幽靜街道，漢布爾頓的家坐落在街中間。這是一棟小巧玲瓏、質樸大方的磚瓦房，1922年5月4日漢布爾頓就出生在這裏。他的父親喬治·漢布爾頓是英國人，在法國一家加拿大報社工作，漢布爾頓在法國度過了一段童年時光。
漢布爾頓的母親是愛爾蘭人，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德語，非常關注歐洲的政治經濟情況，家裏總是高朋滿座。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和加拿大社會名流在此自由暢談，大發宏論。漢布爾頓在孩童的時候，母親就給他規劃好了理想的人生。在母親心目中兒子應當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而且心胸開闊、意誌堅強，並具有挑戰舊世界的勇氣。在母親的影響下，年輕的漢布爾頓立誌成為一個大人物，一定要出人頭地。讀中學的時候他曾對自己的姐姐說：“要使自己變得重要，要讓更多的人注意你，隻有重要人物才會受到人們的重視，這就是生活的真諦。”
1949年4月，一個春天溫馨的夜晚，貝西·漢布爾頓夫人又在家忙於招待四方來客。今天在眾多的客人中有一位蘇聯人受到她的特別關照，他叫鮑羅廷，蘇聯大使館文化參讚。這位年輕人彬彬有禮、舉止優雅、談吐大方，頗有紳士風度。貝西·漢布爾頓夫人非常欣賞鮑羅廷的才華，覺得如此年輕優秀的人物有必要介紹給兒子認識。
鮑羅廷的真實身份是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負責國外情報的第一總局的官員。蘇聯在加拿大的間諜網剛剛遭到徹底破壞，他到加拿大的任務就是發展蘇聯情報機構在加拿大的間諜網。其實鮑羅廷已注意到漢布爾頓，那天漢布爾頓和鮑羅廷談得十分投機。後來，鮑羅廷又打電話給漢布爾頓，約他出來喝咖啡，他們沿著尼多運河邊的小徑散步，無所不談，鮑羅廷覺得漢布爾頓做一個間諜有很大的潛力，心裏已把他列為重點發展對象。漢布爾頓也覺得兩人特別投緣，願意向他傾訴自己的心事，希望得到他的肯定。漢布爾頓表示願意為蘇聯做些事情，希望今後與鮑羅廷有合作的機會，共同做一些大事。
1951年，鮑羅廷突然從漢布爾頓的視野中消失了。
1953年，漢布爾頓去了法國，在巴黎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準備將來做一名經濟學家。此時，漢布爾頓已經結婚成家，與夫人居住在巴黎遠郊的一座別墅裏。
1956年，漢布爾頓即將結束學業。一天，兩位來客叩開了漢布爾頓的家門，其中一位就是鮑羅廷。當時，漢布爾頓又驚又喜，熱情地與鮑羅廷擁抱在一起。寒暄之後，鮑羅廷向漢布爾頓介紹了自己同行的客人——保羅，也是一位蘇聯人，漢布爾頓一邊熱情地與保羅握手，一邊把客人引進了客廳。
當年，鮑羅廷調離加拿大去了英國任職。但克格勃對漢布爾頓的關注一直沒有放鬆，並有專人負責記錄漢布爾頓的行蹤。現在漢布爾頓碩士快讀完了，到了與克格勃合作的時候了。
鮑羅廷問起漢布爾頓今後的打算，漢布爾頓說打算繼續攻讀經濟學，倫敦經濟學院已經錄取了他，準備去那裏攻讀博士學位，研究16世紀西班牙的經濟問題。不料，鮑羅廷哈哈大笑起來：“朋友，西班牙經濟問題隨便什麼時候都可研究，我看你應該更關心現實的經濟社會，去做個有影響的大人物，這是你母親的心願，也是你的早年理想。”
漢布爾頓一愣，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鮑羅廷說：“倫敦經濟學院可以晚幾年去，目前，你可以先申請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工作。隻有去了那裏，我們才能實現早幾年在渥太華商談的合作。”
漢布爾頓思路全亂了。看見鮑羅廷他們的口氣不容置疑，他答應向設在巴黎的“北約”組織國際秘書處經濟金融科申請，表示願意到那裏工作。巧合的是，漢布爾頓的父親有一位朋友在“北約”經濟部供職，以前常去他家，認識漢布爾頓。他見到漢布爾頓的求職報告便熱心推薦，“北約”有關部門約他見了一次麵，不久就通知他去上班。
作為“北約”組織的經濟學專家，漢布爾頓的主要工作是分析“華約”各國和“北約”各國的經濟情況，指出它們各自的優點和不足、潛力和局限。他們提供給“北約”組織的研究成果報告是“北約”政治家們做出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因而他可以接觸到“北約”的機密文件，包括“北約”組織各成員國的軍事與經濟力量的評價，“北約”組織各成員國軍隊的裝備和物資、西歐國家的經濟應急計劃等，這些都是蘇聯極感興趣的機密。但克格勃對漢布爾頓非常有耐心，保羅與他接觸隻是聊聊天，一起喝杯咖啡，有時也扯到漢布爾頓的工作，漢布爾頓也隻口頭講些一般性的文件內容。克格勃的眼光和目標更長遠。
漢布爾頓並不是一名專業間諜，也並非收取金錢的“鼴鼠”。克格勃利用他在學術上的成功獲得了大量機密情報。
克格勃心理學家對漢布爾頓進行了評估和分析，認為他喜歡適量的刺激，需要壓力的脅迫。一次，保羅與漢布爾頓在西西裏餐廳用晚餐，保羅還未開口詢問，漢布爾頓習慣性談起工作中接觸的一些文件內容，當然，是一些並無多大價值的東西。保羅依然保持著微笑，說他非常欣賞漢布爾頓超人的記憶，隨手拿出一張巴黎地圖，位於東北部的7個地鐵站被畫了圈。保羅說：“我們需要更安全、更刺激、更智慧的約會方式。我們每個月見麵一次，時間定在每月第一個禮拜的星期五，見麵地點在地鐵站，不管見到或沒見到，下一次見麵按順序移到另一個地鐵站。”聽起來有些麻煩，漢布爾頓卻很有興趣，對約會非常重視。從此，地鐵站的秘密會麵，為約會搜集情報的準備，趕赴約會的緊張狀態，這一切成了漢布爾頓生活中的重要內容，並樂此不疲。
一年多時間裏，漢布爾頓以口述的方式提供了大量的情報，雖然機密情報甚少，但他對幹這種工作很有熱情。1957年秋，保羅在地鐵站與漢布爾頓碰頭後，他們走進車站附近的一座小教堂，保羅拿出兩個紙袋，一個紙袋裏裝著2000美元，全是20～50元的舊鈔；另一個紙袋裝著一架萊卡牌的微型照相機和30個膠卷，足夠拍1000張照片。保羅第一次對情報的質量提出了要求，必須把注意力放在有價值的機密文件上。他讓漢布爾頓以工作需要為名設法把文件借出來，下班偷偷地帶回家，再用萊卡相機拍下來。
漢布爾頓遲疑了一下，接過了裝相機和膠卷的紙袋，但不願意接受美元，他說自己做這些不是為了錢。保羅笑笑，說你不必為蘇聯政府財政節省經費。漢布爾頓最後還是拒絕了。到下次見麵的時候，漢布爾頓沒有讓克格勃失望，他交給保羅的兩卷膠卷裏有兩份機密文件和一份絕密文件，都是來自“北約”組織地地道道的真貨。
此後，“北約”組織的秘密文件通過漢布爾頓源源不斷地流向蘇聯。保羅告訴漢布爾頓，他提供的情報極有價值，總部對他的工作表示感謝。克格勃精心策劃培植漢布爾頓用了七八年，現在到了豐收的時候，克格勃總部特地在巴黎組建了一個小組，專門負責處理有關漢布爾頓的事務。
1958年，漢布爾頓與妻子離異，單身漢的生活更加無拘無束。保羅不停地向他索要情報，而且對文件的機密等級要求也越來越高，比如“北約”1970年軍事實力目標規劃的報告等。漢布爾頓還曾向克格勃提供了一份有關西方世界部署在華沙集團間諜網絡的文件，這些間諜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由此造成一些西方間諜莫名其妙地在莫斯科被發現，使西方情報部門一直找不到原因。這一年，漢布爾頓向克格勃提供了大約800頁機密文件，平均每天兩頁多，工作效率非常之高。對蘇聯來說，“北約”組織已基本無秘密可言。奇怪的是，漢布爾頓一直拒絕接受克格勃的報酬。蘇聯解體後公布的檔案表明，克格勃一共支付給漢布爾頓1.8萬美元。
1959年11月的一個陰雨天，漢布爾頓驅車到巴黎郊外，在一家汽車旅館與保羅見麵。保羅帶來一隻旅行箱，裏麵有一台專門為漢布爾頓特製的收音機。這台收音機帶錄音功能，設計了一個特別的頻率，到了規定的時間，隻要打開收音機調準頻率就可將莫斯科的指令錄製下來。此外，保羅給了他一個密碼本，一次性的密寫信箋和幾本黃皮小筆記本。收音機記錄下來的是4個數字一組的代碼，在保羅的指導下，漢布爾頓很有興趣地學習了密碼和莫爾斯電碼。
這事讓漢布爾頓興奮了好一陣子，如今可以直接聽到莫斯科的聲音，無須眉保羅這個中介，這讓他覺得自己神奇詭秘、與眾不同。許多年後他回憶這段往事時說：“一想到能把收音機調到一個指定的頻率上，同千裏迢迢之外的莫斯科進行聯絡，接收到專門給我發來的電報，真叫人激動不已。”莫斯科確實也很看重他，送給他的收音機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作用：一旦漢布爾頓遇到麻煩，比如身份暴露了，莫斯科可以通過收音機及時通知漢布爾頓前往他住處附近的街心花園，克格勃在那裏有一個秘密投遞點，漢布爾頓可以拿到一本護照，以及到維也納後如何進行聯絡的信息。然後，有專人護送他經奧地利前往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