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無盡無止無始無終的疑難雜事，將無助的我困於重圍，永不得出。令人絕望的是，這些牛毛瑣細，舊積的沒有減少，新起的卻不斷增多，而且都不甘排隊，總是橫插進來。
以前出書，總在台灣，偶在香港。後來兩岸交流日頻，十年來我在大陸出書已經快二十種，有的是單本，有的是成套，幾乎每一省都出了。而每次出書，從通信到簽合同，從編選到寫序到提供照片，有時還包括校對在內，牽涉的雜務可就多了。像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的一套三本，末校寄給我過目。一看之下，問題仍多，令我無法袖手，隻好出手自校。一千二百頁的簡體字本，加上兩岸在西方專有名詞上的譯音各有一套，早已“一國兩製”了，何況還有許多細節涉及敏感問題，因此校對之繁，足足花了我半個月的時間。
同時在台灣，新書仍然在出。最新的一本《含英吐華》是我為十二屆梁實秋翻譯獎所寫評語的全集，三百多頁詩文相繆，中英間雜，也校了我一個禮拜。幸好我的書我存都熟悉，一部《梵·高傳》三十多萬字，四十年前她曾為我謄清初稿，去年大地出版社出最新版，又幫我細校了一遍，分勞不少。
“天下文化”出版了《茱萸的孩子》，意猶未盡，又約傅孟麗再撰一本小巧可口的《水仙情操——詩話餘光中》。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把對我的專訪又當作口述曆史，出版了一本《讓春天從高雄出發》。不久廣州的花城出版社又推出徐學所著《火中龍吟——餘光中評傳》。九月間爾雅出版社即將印行陳幸蕙在《幼獅文藝》與《明道文藝》上連刊了三年的《悅讀餘光中：詩卷》。四本書的校稿，加起來不止千頁，最後都堆上我的紅木大書桌，要“傳主”或“始作俑者”親自過目，甚至寫序。結果是買一送一：我難改啄木鳥的天性，當然順便校對了一遍。
校對似乎是可以交給秘書或研究生去代勞的瑣事，其實不然。校對不但需要眼明心細，耐得住煩，還需要真有學問，才能疑人之所不疑。一本書的高下，與其校對密切相關，如果校對粗率，怎能贏得讀者的信心？我在台灣出書，一向親自末校，務求謬誤減至最少。大陸出書，近年校對的水準降低，有些出版社倉促成書，錯字之多，不但刺眼，而且傷心。評家如果根據這樣的“謬本”來寫評，真會“謬以千裏”。
另一件麻煩事就是照片。在視覺主宰媒體的時代，讀者漸漸變成了觀眾，讀物要是少了插圖，就會顯得單調，於是照片的需要大為增加。報刊索取照片，總是強調要所謂“生活照片”，而且出版在即，催討很緊。家中的照相簿與零散的照片，雖已滿坑滿穀，永遠收拾不清，但要合乎某一特殊需要，卻是隻在此櫃中，雲深無覓處。我存耐下心來，苦搜了半夜，不是這張太年輕，那張太蒼老，就是太暗，太淡，或者相中的人頭太雜，甚至主角不幸眨眼，總之辛苦而不美滿。難得找到一張真合用的，又擔心會掉了或者受損。
而如果是出書，尤其是傳記之類，要提供的“生活照片”就不是三兩張可以充數的了。自己的照片從少到老，不免略古而詳今，當然“古照”本來就少，隻好如此。與家人的合照倒不難找，我存素來喜歡攝影，也勤於裝簿。與朋友的合照要求其分配均衡，免得顧此失彼，卻是一大藝術。但是出版社在編排上另有考慮，挑選之餘，均衡自然難保。大批照片能夠全數完璧歸來，已經值得慶幸了。為了確定究竟寄了哪些照片出去，每次按年代先後編好號碼、逐張寫好說明，還得把近百張照片影印留底。有時一張照片年代不明，夫妻兩人還得翻閱信史，再三求證。目前我的又一本傳記正由河南某出版社在編排，為此而提供給他們的一大袋照片，許多都是一生難再的孤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浪子回家？
這許多分心而又勞神的雜務，此起彼落，永無寧時。他人代勞，畢竟有限，所以自己不能不來兼差，因而正業經常受阻，甚至必須擱在一邊。這麼一再敗興，詩意文心便難以為繼了。我時常覺得，藝術是閑出來的，科技是忙出來的。“閑”當然不是指“懶”，而是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從容不迫的出神狀態，正是靈感降臨的先機與前戲。
現代人的資訊太發達，也太方便了，但是要吸收、消化、運用，卻因此變得更忙。上網就是落網，終於都被那隻狡詭的大蜘蛛吞沒。啊不，我不要做什麼三頭六臂、八腳章魚、千手觀音。我隻要從從容容做我的餘光中。而做餘光中，比做餘光中的秘書要有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