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來，台大外文係出了不少作家，形成了一個可貴的傳統。其他大學的外文係，產生的作家雖然少些，可是仍然多於中文係。平均說來，中文係如果出了一位作家，外文係至少要出六七位。中文係麵對這個現象，有一個現成的答複：中文係不是作家的培養所。誠然誠然。可是緊接著的一個問題是：難道外文係就是作家的培養所嗎？同樣都無意培養作家，為什麼外文係柳自成蔭呢？原因固然很多，我想其一可能是外文係沒有所謂道統的包袱，文學就是文學，界限分明，無須向哲學和史學的經典俯首稱臣。其二可能是外文係研究的對象，既然是外國文學，則訓詁考據等事，天經地義該讓外國學者自己去做，我們樂得欣賞辭章，唯美是務。其三可能是研究外國文學，便多了一個立腳點，在比較文學的角度上，回顧本國的文學傳統，對於廬山麵目較易產生新的認識，截長補短，他山之石也較能用得其所。其四可能是，外文係接受的，既然是“西化”的觀念，一切作風理應比較民主、開放，師生之間的關係也就較有彈性，略多溝通吧。
盡管如此，作家仍屬可遇難求，我們無法責成外文係供應作家，但至少可以要求外文係多培養一些學者，譬如說，外文係就應該多出一些批評家。至於翻譯家的培養，當仁不讓，更是外文係的天職。今天文壇的學術水準如要提高，充實這兩方麵的人才，應該是首要之務。文學批評如果是寫給本國人看的，評者的中文，不能文采斐然，至少也應該條理清暢。至於翻譯，那就更需要高水準的中文程度了。不幸中文和中國文學的修養，正是外文係學生普遍的弱點。我國批評文體的生硬和翻譯文體的別扭，可以說大半起因於外文這一行的食洋不化，和中文不濟。這一點，外文係的學生要特別注意。理論上來說，外文係的人憑借的是外文，可是實際上，外文出身而業翻譯的人，至少有一半要靠中文。外文係的翻譯一課，係方和學生似乎都不夠重視，其實它日後對學生的影響非常重大。同時，這一課的教授，絕非僅通英文的泛泛之輩所能勝任。
我國文化的傳統，由於崇古和崇拜權威，頗有鼓勵人“述而不作”的傾向。目前大專教授升等，規定隻能憑借論述，而不得用創作或翻譯代替，正是“述而不作”的心理在作祟。事實上，中文、外文、藝術、音樂、戲劇等係的教授，能夠不述而作，或是述作俱勝，不也同樣可以鼓舞學生嗎？中文係如果擁有一位李白或曹霑，豈不比擁有一位許慎或鍾嶸更能激發學生的熱情？同時，與其要李白繳一篇《舜目重瞳考》式的論文，何不讓他多吟幾篇《遠別離》之類的傑作呢？
外文係和上述的其他各係一樣，如果永遠守住“述而不作”的陣地，隻能算是一種消極的姿態。假設有這麼一位狄更斯的權威某某教授，把他生平所學傳授給高足某某，這位高足去國外留學，專攻的也是狄更斯，回到國內，成為狄更斯權威二世，二世的高足出國留學，回到國內，成為狄更斯權威三世……師生如此相傳，成為外國傳統忠誠的守護人，這樣當然很高級，也很夠學術，問題在於：這樣子的“學術輪回製”究竟為中國的小說增加了什麼呢？上述其他各係的人也不妨反躬自問：他們為中國的這一種藝術增加了一些什麼？以音樂係為例，多年來一直是三B的天下，現在可能加上巴爾托克、貝爾克和巴爾伯，可是中國的現代音樂在哪裏呢？小市民聽的是華語歌曲，知識青年聽的是西方的熱門音樂，學院裏提倡的是西方的古典音樂。少數的作曲家如許常惠等，確是在創造中國的新音樂，可是一般人不要聽，而要聽的少數卻不常聽得到，成為濟慈所謂的“無聲的旋律”。
“我為中國的新文學做了些什麼？”各說各話，自說自話的結果，我隻能提出這麼一個問題，獻給同行，也用以質問我自己。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