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而來教詩，好處是以過來人的身份現身說法，種種理論，皆有切身經驗作為後盾。缺點至少有二：第一，詩人富於經驗，但不盡巧於理論，長於綜合，但不盡擅於分析，也就是說，作家未必就是學者。第二，詩人論詩，難免主觀：風格相近，則欣然引為同道，風格相遠，則怫然斥為異端。知性主義的名詩人奧登在《十九世紀英國次要詩人選集》的引言中曾說，雪萊的詩，他一首也不喜歡，雖然他明知雪萊是大詩人。知道詩人有這種偏見，我在講授英詩的時候，就竭力避免主觀的論斷，在時代和派別的選擇上，也竭力避免厚此薄彼甚至顧此失彼的傾向。我的任務是把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介紹給學生認識，至於進一步的深交，就有待他們的“慧根”和努力了。
文學教授私下交談，常有一項共同的經驗，那就是，無論你多麼苦口婆心或者繡口錦心，台下儼然危坐的學生之中，真正心領神會的，永遠隻有那麼三五個人。對於其餘的聽眾，下課的鍾聲恐怕比史雲朋的音韻更為悅耳吧。“但為君故，沉吟至今”：事實上，隻要有這麼三五個知音，這堂課講得再累，也不致“咳唾隨風”了。
幾乎每次演講，都有人會問我，英詩，或者一般的英國文學，該怎麼研讀。如果他是外文係的學生，我會為他指出三條途徑。如果他誌在語文而不在文學，則欣賞欣賞便可。如果他要做一位文學的學者，就必須博覽群籍，認真而持續地研究。如果他要做一位作家，則他隻要找到能啟發他滋潤他的先驅大師就行了。對於一位學者，文學的研究便是目的；研究成功了，目的便已達到。對於一位作家，文學的研究隻是一項手段；研究的心得，必須用到未來的創作裏，而且用得有效，用得脫胎換骨，推陳出新，才算大功告成。要做學者，必須熟悉自己這一行的來龍去脈，行話幫規，必須在紛然雜陳的知識之中，整理出自己獨到的見解。要做作家，可以不必理會這些；他隻要選擇自己需要的養分，善加吸取便可。學者把大師之鳥剝製成可以把玩諦視的標本，作家把大師之蛋孵成自己的鳥。
二十年來，台大外文係出了不少作家，形成了一個可貴的傳統。其他大學的外文係，產生的作家雖然少些，可是仍然多於中文係。平均說來，中文係如果出了一位作家，外文係至少要出六七位。中文係麵對這個現象，有一個現成的答複：中文係不是作家的培養所。誠然誠然。可是緊接著的一個問題是：難道外文係就是作家的培養所嗎？同樣都無意培養作家，為什麼外文係柳自成蔭呢？原因固然很多，我想其一可能是外文係沒有所謂道統的包袱，文學就是文學，界限分明，無須向哲學和史學的經典俯首稱臣。其二可能是外文係研究的對象，既然是外國文學，則訓詁考據等事，天經地義該讓外國學者自己去做，我們樂得欣賞辭章，唯美是務。其三可能是研究外國文學，便多了一個立腳點，在比較文學的角度上，回顧本國的文學傳統，對於廬山麵目較易產生新的認識，截長補短，他山之石也較能用得其所。其四可能是，外文係接受的，既然是“西化”的觀念，一切作風理應比較民主、開放，師生之間的關係也就較有彈性，略多溝通吧。
詩人而來教詩，好處是以過來人的身份現身說法，種種理論，皆有切身經驗作為後盾。缺點至少有二：第一，詩人富於經驗，但不盡巧於理論，長於綜合，但不盡擅於分析，也就是說，作家未必就是學者。第二，詩人論詩，難免主觀：風格相近，則欣然引為同道，風格相遠，則怫然斥為異端。知性主義的名詩人奧登在《十九世紀英國次要詩人選集》的引言中曾說，雪萊的詩，他一首也不喜歡，雖然他明知雪萊是大詩人。知道詩人有這種偏見，我在講授英詩的時候，就竭力避免主觀的論斷，在時代和派別的選擇上，也竭力避免厚此薄彼甚至顧此失彼的傾向。我的任務是把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介紹給學生認識，至於進一步的深交，就有待他們的“慧根”和努力了。
文學教授私下交談，常有一項共同的經驗，那就是，無論你多麼苦口婆心或者繡口錦心，台下儼然危坐的學生之中，真正心領神會的，永遠隻有那麼三五個人。對於其餘的聽眾，下課的鍾聲恐怕比史雲朋的音韻更為悅耳吧。“但為君故，沉吟至今”：事實上，隻要有這麼三五個知音，這堂課講得再累，也不致“咳唾隨風”了。
幾乎每次演講，都有人會問我，英詩，或者一般的英國文學，該怎麼研讀。如果他是外文係的學生，我會為他指出三條途徑。如果他誌在語文而不在文學，則欣賞欣賞便可。如果他要做一位文學的學者，就必須博覽群籍，認真而持續地研究。如果他要做一位作家，則他隻要找到能啟發他滋潤他的先驅大師就行了。對於一位學者，文學的研究便是目的；研究成功了，目的便已達到。對於一位作家，文學的研究隻是一項手段；研究的心得，必須用到未來的創作裏，而且用得有效，用得脫胎換骨，推陳出新，才算大功告成。要做學者，必須熟悉自己這一行的來龍去脈，行話幫規，必須在紛然雜陳的知識之中，整理出自己獨到的見解。要做作家，可以不必理會這些；他隻要選擇自己需要的養分，善加吸取便可。學者把大師之鳥剝製成可以把玩諦視的標本，作家把大師之蛋孵成自己的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