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學更是一大寶庫，若能活用，可謂取之不竭。理想的結果，是主題與語言經過蛻變，應有現代感，不能淪為舊詩的白話翻譯，或是芻言警句的集錦。若是徒知死參，古典的遺產就成了一把冥鈔，必須活用，才會變成現款。從李白的詩與生平，我曾經企圖轉化出《戲李白》《尋李白》《念李白》《與李白同遊高速公路》等作。杜甫感召了《湘逝》與《不忍開燈的緣故》。屈原附靈於《水仙操》《漂給屈原》與《招魂》。其實，早在四十年前，愛讀楚辭的我就已在“中央副刊”發表《淡水河邊吊屈原》了。在香港教書的時候，曾經耽讀蘇軾作品，並企圖在《夜讀東坡》與《橄欖核舟》裏重現坡公的風神。和陳子昂抬杠，則抬出了《詩人》。前述諸詩大半成於香港，說明了我在中文大學中文係的那十年，耳濡目染，受了古典芬芳多大的啟示。
傳說也提供了《誇父》《羿射九日》《公無渡河》等詩的酵母。
繪畫一直令我神往：《我夢見一個王》《發神》《飛碟之夜》諸詩，分別取自王藍、席慕蓉、羅青的畫境。《寄給畫家》及《你仍在島上》兩首都從席德進的水墨脫胎：前一首寫於他臨終之前，說他將有遠遊，“去看梵·高或者徐悲鴻”，許多朋友擔心他看到會不悅，不料他看了卻很高興。迄今我寫過三首《向日葵》，都起意於梵·高的名畫。最近的這一首是梵·高百年祭三篇之一，其他兩篇：《星光夜》與《荷蘭吊橋》也是以梵·高名畫命名。《造山運動》一首，則是觀賞了江明賢、李義弘、陳牧雨、黃才鬆、蔡友五位畫家當眾聯手揮毫，再造黃山，興起而作。
音樂亦然。我早年的詩集《萬聖節》，幾乎整本都有西洋古典音樂的回音。《月光曲》裏有德彪西幽冷的琴韻。《江湖上》裏有巴布·狄倫（Bob Dylan）苦澀的鼻音。《白玉苦瓜》一集裏，包括《民歌》《鄉愁》《鄉愁四韻》《搖搖民謠》在內，至少有半打作品是仿民謠；《歌贈湯姆》則是湯姆·瓊斯的反響。早年我很迷格希文（Gee Gershwin）憂鬱而瀟灑的古典爵士，有意在《越洋電話》一詩中學習切分法，恐怕並未奏功，字裏行間也聽不出來吧。國樂也往往令我有寫入詩中的清興，例如《炊煙》一首，便是聆賞了古箏伴奏舞蹈的結果。另外一例，便是在六龜的龍眼樹下“聽容天圻彈古琴”。
電影也令我感發興奮，例如《海妻》一詩，便是有感於李察·波頓與瓊·考琳絲合演的影片《Sea Wife》，《史前魚》則是紀念《阿拉伯的勞倫斯》，《甘地之死》《甘地紡紗》《甘地朝海》三首，則是在香港看了艾登布羅（Richard Attenbh）導演的影片《甘地》，感動之餘，一口氣完成的。但願中國人拍的片子也能令我有入詩的衝動。
攝影越來越普遍，水準也越見提高，更是寫詩的上佳觸媒。攝影是靜態的藝術，但可以滿含動感，而且暗示某種意義。在時間之流裏攝影機攫住了奇妙的一瞬，隻有詩人能把那一瞬接通其上下文，使靜態解凍為事件，而流動起來。攝影可以聽其自然，不落言詮，詩卻必須言詮自然，抉出自然怨言的含義。我曾前後兩年，為柯達公司所製的照片月曆配合廿四首小品，後來保留了六首，輯成《戲為六絕句》，收入了《白玉苦瓜》。在《墾丁公園詩文攝影集》的巨冊裏，我也為王慶華的照片寫了十九首短詩，後來輯為一組，納入《夢與地理》。他所拍攝的“蘭嶼頌”裏，也有我題詩六首。近年我存攝影有得，《婦女雜誌》曾經按月選刊，免不了又要我配上小詩，就這麼，又寫了一年。攝影家徐清波的攝影集《玻璃·窗的世界》專拍紐約的摩天樓群，也有我的六首詩對照印證。
新聞報道也可以提供題材，尤其是富於感性配有圖片的一類。《進出》一首雖有我抗戰的經驗為本，卻是日本政府粉飾侵略的新聞所觸發。《哀鴿》是有感於蘇聯軍機擊落民航客機之殘暴。紐約大停電，秩序大亂，卻有古道熱腸的人在廣場分贈白燭，消息見報，入了我的《大停電》。《慰一位落選人》是寫福特競選失敗。《紫荊劫》則是聞香港修訂公安條例，而為香港的言論自由擔憂。全鬥煥寂寞而屈辱的下場，令我慨歎權柄之不足恃，而寫了《百潭寺之囚》。一九八九年夏天我一共寫了七首詩，取材的來源除了新聞報道外，更有賴靜態的圖片與動態的電視。後來，戈爾巴喬夫遭遇政變，奧黛麗·赫本死於結腸癌，消息見報，佐以照片，我也各寫一首以記。
電視在當代生活中日見重要，帶來的訊息又快又生動，百聞不如一見，最能動人感性。蔣經國先生逝世，那一連串感性的形象，半旗、黑紗、黃菊、人群、靈車，都逼到家家的熒光幕前，令人過目難忘。所以，等到高雄市的追思大會邀我寫詩，那些鏡頭不禁逼人而來，在視神經上還感到痛楚隱隱，自然就成了詩。冬季奧運會上，東德溜冰選手薇特在冰上踢蹈卡門舞曲，天衣無縫，歎為觀止，乃成詩二首，一名《冰上舞者》，一名《冰上卡門》。我不用去奧運現場，僅憑電視轉播的間接經驗——多強烈的視覺經驗啊——亦可得詩。足見寫實主義的框框囚不住藝術創作的想象，至少於詩為然。
我們已經進入資訊的時代，在地球村裏，實際生活經驗之不足，可由各種媒體來補充，無須事必躬親。要尋找題材，途徑很多，無須效古人“騎驢覓句”。為免誤會，我得鄭重指出，實際生活當然仍是我們主要的經驗，其理至明，但是各種媒體既已延伸了我們的耳目，各種學問、各種藝術既已啟迪了我們的心靈，隻要我們能善用這些間接經驗來開展自己的天地，創作的題材當不至於迅趨枯竭。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