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經驗的天地雖然比較真實，卻也比較狹窄。一個人到底不能事必躬親，不少敏捷的作家因此乞援於間接經驗。我所謂的間接經驗，往往得之於他人的直接經驗。例如要將某一曆史事件寫成小說或敘事詩，我們不能躬逢其盛，隻能盡量搜集他人的口述與筆述，包括錄音、訪問、日記、書信，甚至針對同一事而寫的其他作品。這些間接經驗對我們來說隻是一堆資料，但是經過我們想象的重組與催化，可以點鐵成金，令死資料活起來。
我所謂的間接經驗，還有另一個來源，具有另一層意義，那就是他人憑借自己的直接經驗所創造的作品。杜甫、蘇軾等詩人常有題畫之作。蘇軾的七絕：“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詠的乃是惠崇所繪的春江晚景。此一畫麵對惠崇而言，無疑是直接經驗，但是對於觀畫的東坡，畢竟隔了一層，是間接經驗了。當然，此情此景，東坡在自己的生活裏，也就是自己的直接經驗裏，或許也曾見過，但是未曾明確把握，發為文字，要等惠崇以畫家的眼光手到擒來，焦點對準，境界全出，東坡的詩心才有所依附，而把它“轉化”為詩。
各種藝術形式之間的轉化，正是藝術創作的一大取材，其意義，不外乎借他人的眼光來充實並變化自己的主題與手法。東坡化他人之畫為自己之詩，而他自己的《赤壁賦》，自宋以來，也不知有多少畫家懷著仰慕之情以它入畫。同樣，曹操《觀滄海》名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也變成了溥儒的畫境。
西洋的繪畫在印象派出現以前，雖也取材於現實生活，例如宮廷畫師為貴人畫像，一般畫家寫鄉野節慶或市井眾生，但是神話、宗教、曆史等題材，卻占了大宗。處理這些題材，難以乞援於實際的經驗，隻能憑借一些文獻或傳說，用超凡的想象來發揮。
達·芬奇的《蒙娜麗莎》畫的是佛羅倫薩的貴婦，真正含笑坐在他眼前的世間女子；可是《最後的晚餐》要處理的，卻是無法親身經驗、更無所謂寫實的宗教場麵。根據新約《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節至第二十節所載，耶穌在逾越節的餐桌上對眾徒說：“你們之中，與我共餐的一人會將我出賣。”此語一出，舉座愕然，十二門徒逐一問耶穌說：“是講我嗎？”耶穌答道：“是十二人中，與我共蘸一盤的那位。”在達·芬奇的畫中，“舉座”是一張長桌，耶穌端坐中央，眾徒分坐兩旁，左右各為六人，一律朝向觀畫的我們。這當然隻是達·芬奇的布局，因為當日那一餐師徒十三人究竟是怎麼一個坐法，誰也沒有見過。《馬可福音》裏隻說那房間是一間“客房”（guest chamber），寬大而在樓上（a large upper room）。達·芬奇這樣的畫法頗有專家不以為然。例如耶路撒冷聖經研究中心的神學家伏雷明，就指出當時的桌麵應該較矮，眾人應該是依羅馬統治者的習俗，坐在地上，同時餐桌也不會排成長條，耶穌與眾徒更不會朝著同一方向並排而坐。
其實，不但後人不以為然，前人也有相異的想法。比達·芬奇早生約四十年的荷蘭畫家鮑茨（Dieribsp;Bouts，1410-1475）也畫過一幅《最後的晚餐》，布局卻大不相同：餐桌要短許多，耶穌與四位使徒坐裏朝外，左右兩旁各坐二徒；打橫而坐在桌之兩側者各為三人；餘下的二人則坐外朝裏，背對著觀畫者，麵對著耶穌。耶穌舉起右手，講的也是那一句話，但眾徒的反應要淡得多，整個畫麵遠不如達·芬奇那一幅生動。鮑茨的《最後的晚餐》高僅七十二厘米，寬五十八厘米；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寬達九百一十厘米，高四百二十厘米，形態完全不同。兩幅畫有一點卻是相同的，即餐桌都頗高，坐者也都有椅子。達·芬奇的名畫也許有違常情，不夠“寫實”，可是人物的表情與姿勢熱烈得多，十二使徒分成四組，每組三人，自成格局，而四組之間又互相呼應，造成律動不絕的氣勢，令人震懾。
用同一題材來創作，而結構與風格迥異，正是作家的想象有別之故。同樣地，根據同一普遍的宗教題材，例如“聖母與聖嬰”或“聖喬治屠龍”，各家畫出來的作品也有很大出入。拉菲爾（拉斐爾）的“聖母與聖嬰”體態豐滿，艾爾·格瑞科的同題作品則體態清瘦。拉菲爾（拉斐爾）的《聖喬治屠龍》名作裏，白馬癡肥，妖龍猥小，背景的風光明媚安詳，宜於郊遊；德拉克洛瓦的同題繪畫裏，則將白馬改為剽悍的赤駿，猥小的妖物改成龐然的猛獸，背景則放在峭壁之間，風雲變幻，戰況驚險。同一題材，在拉菲爾手下具古典的靜趣，到了德拉克洛瓦手下，就激起浪漫的動態，正由於想象留下了廣闊的空間，足供藝術家回旋。
在西洋的古典時代，詩、畫、雕塑、音樂等藝術，往往交感呼應，彼此轉化，將他人的直接經驗變成自己的間接經驗，透過同情的想象換胎重生，成新的藝術。正如在現代文苑，小說與戲劇也往往換胎重生，變成了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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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自己寫詩四十年，從前述的間接經驗取材而成的作品，亦複不少。一位作家如果不甘於寫實主義的束縛而有心追求主題的多般性，這樣的取材法該有相當的效益。以下容我就這種多元的取材法略加分析，或可提供同道參考。
曆史不能經驗，卻可以靠知性來認識，靠想象來重現，並加以新的詮釋。我國的古典詩人原就習於詠史，甚至為曆史翻案。我寫《刺秦王》與《飛將軍》，靈感來自《史記》的列傳。《梅花嶺》一詩，來自清人全祖望述史可法成仁始末的《梅花嶺記》；他如《昭君》《黃河》《秦俑》等也都取材於我國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