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一體，自古已然。毛詩大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抒情言誌的過程，始於訴說而終於唱歌，更繼以舞蹈，簡直把詩、歌、舞溯於一源、合為一體了。古人如何由詩而歌、由歌而舞，我們無緣目睹，但是當代的搖滾樂，從貝瑞（Chubsp;Berry）到貓王普瑞斯利到邁克爾·傑克遜，倒真是如此。強烈的情感發為強烈的節奏，而把詩、歌、舞三者貫串起來，原是人類從心理到生理的自然現象，想必古今皆然。
沈德潛編選的《古詩源》，開卷第一首就是《擊壤歌》，而《古逸》篇中以歌、謠、謳、操為題名者有四十五首，幾近其半。楚漢相爭，到了尾聲，卻揚起兩首激昂慷慨的歌：項羽的《垓下歌》是在被圍之際，聽到四麵楚歌，夜飲帳中而唱出來的；劉邦的《大風歌》也是在酒酣之餘，擊築而歌。《垓下歌》是因夜聞漢軍唱楚歌而起，而《大風歌》更有敲擊樂器伴奏。今日僅讀其詩，已經令人感動，若是再聞其歌，更不知有多慷慨。這兩位作者原來皆非詩人，卻都是擔當曆史的當事人，在曆史沉痛的壓力下，乃迸發出震撼千古的歌聲。若是沒有了這些“詩歌”，曆史，就不免太寂寞了。
宋詞之盛，最能說明詩與音樂如何相得益彰。時人有善歌者，蘇軾問他，自己的詞比柳永的如何。那人說：“柳中郎詞隻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這雖然是作品風格的比較，卻也要用歌唱方式與樂器來對照。至於詩、樂兼精的薑夔，如何將詩藝、聲樂、器樂合為一體，但看他的七絕《過垂虹》，就知道了：“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鬆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
其實中國的古典詩詞，即使沒有歌者來唱，樂師來奏，單由讀者感發興起，朗誦長吟，就已有音樂的意味，即使是低回吟歎，也是十分動人的。其實古人讀書，連散文也要吟誦，更不論詩了。中國文人吟誦詩文，多出之以鄉音，曼聲諷詠，反複感歎，抑揚頓挫，隨情轉腔，其調在“讀”與“唱”之間。進入中國古詩意境，這是最自然最深切的感性之途。我以往在美國教中國文學，去年在英國各地誦詩，每每如此吟詠古詩。有時我戲稱之為“學者之歌”（scholarly singing），英美人士則稱之為ting。
其實英美詩人自誦作品，隻是讀而已，甚至不是朗誦。弗羅斯特、威爾伯（Richard Wilbur）、貝傑曼（John Betjeman）等人讀詩，我曾在現場聽過。葉芝、艾略特、康明思、奧登、迪倫·托馬斯等人讀詩，我也在每張五美元的唱片上聽過，覺得大半都隻是單調平穩，不夠動人。艾略特的讀腔尤其令我失望；葉芝讀《湖心的茵島》，曼聲高詠，有古詩風味，卻因錄音不佳，頗多雜聲，很可惜。唯一的例外是威爾士的迪倫·托馬斯：他的慢腔徐誦，高則清越，低則沉洪，音量富厚，音色圓融，兼以變化多端，情韻十足，在英語詩壇可稱獨步。不過他的方式仍然隻是朗讀，不似中國的吟詠。中國文人吟詩的腔調，在西方文化裏實在罕見其儔，稍可相比的，我隻能想到“格瑞哥裏式吟唱”（Gregorian t）。這種唱腔起於中世紀的彌撒儀式，天主教會沿用至今，常為單人獨唱，節奏自由，起伏不大，且無器樂伴奏，所以也稱“清歌”（素歌，plainsong or plaint）。不過這種清歌畢竟是宗教的肅穆頌歌，聽起來有點單調，不像中國文人吟詩那麼抒情忘我。
詩歌一體，自古已然。毛詩大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抒情言誌的過程，始於訴說而終於唱歌，更繼以舞蹈，簡直把詩、歌、舞溯於一源、合為一體了。古人如何由詩而歌、由歌而舞，我們無緣目睹，但是當代的搖滾樂，從貝瑞（Chubsp;Berry）到貓王普瑞斯利到邁克爾·傑克遜，倒真是如此。強烈的情感發為強烈的節奏，而把詩、歌、舞三者貫串起來，原是人類從心理到生理的自然現象，想必古今皆然。
沈德潛編選的《古詩源》，開卷第一首就是《擊壤歌》，而《古逸》篇中以歌、謠、謳、操為題名者有四十五首，幾近其半。楚漢相爭，到了尾聲，卻揚起兩首激昂慷慨的歌：項羽的《垓下歌》是在被圍之際，聽到四麵楚歌，夜飲帳中而唱出來的；劉邦的《大風歌》也是在酒酣之餘，擊築而歌。《垓下歌》是因夜聞漢軍唱楚歌而起，而《大風歌》更有敲擊樂器伴奏。今日僅讀其詩，已經令人感動，若是再聞其歌，更不知有多慷慨。這兩位作者原來皆非詩人，卻都是擔當曆史的當事人，在曆史沉痛的壓力下，乃迸發出震撼千古的歌聲。若是沒有了這些“詩歌”，曆史，就不免太寂寞了。
宋詞之盛，最能說明詩與音樂如何相得益彰。時人有善歌者，蘇軾問他，自己的詞比柳永的如何。那人說：“柳中郎詞隻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這雖然是作品風格的比較，卻也要用歌唱方式與樂器來對照。至於詩、樂兼精的薑夔，如何將詩藝、聲樂、器樂合為一體，但看他的七絕《過垂虹》，就知道了：“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鬆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
其實中國的古典詩詞，即使沒有歌者來唱，樂師來奏，單由讀者感發興起，朗誦長吟，就已有音樂的意味，即使是低回吟歎，也是十分動人的。其實古人讀書，連散文也要吟誦，更不論詩了。中國文人吟誦詩文，多出之以鄉音，曼聲諷詠，反複感歎，抑揚頓挫，隨情轉腔，其調在“讀”與“唱”之間。進入中國古詩意境，這是最自然最深切的感性之途。我以往在美國教中國文學，去年在英國各地誦詩，每每如此吟詠古詩。有時我戲稱之為“學者之歌”（scholarly singing），英美人士則稱之為ting。
其實英美詩人自誦作品，隻是讀而已，甚至不是朗誦。弗羅斯特、威爾伯（Richard Wilbur）、貝傑曼（John Betjeman）等人讀詩，我曾在現場聽過。葉芝、艾略特、康明思、奧登、迪倫·托馬斯等人讀詩，我也在每張五美元的唱片上聽過，覺得大半都隻是單調平穩，不夠動人。艾略特的讀腔尤其令我失望；葉芝讀《湖心的茵島》，曼聲高詠，有古詩風味，卻因錄音不佳，頗多雜聲，很可惜。唯一的例外是威爾士的迪倫·托馬斯：他的慢腔徐誦，高則清越，低則沉洪，音量富厚，音色圓融，兼以變化多端，情韻十足，在英語詩壇可稱獨步。不過他的方式仍然隻是朗讀，不似中國的吟詠。中國文人吟詩的腔調，在西方文化裏實在罕見其儔，稍可相比的，我隻能想到“格瑞哥裏式吟唱”（Gregorian t）。這種唱腔起於中世紀的彌撒儀式，天主教會沿用至今，常為單人獨唱，節奏自由，起伏不大，且無器樂伴奏，所以也稱“清歌”（素歌，plainsong or plaint）。不過這種清歌畢竟是宗教的肅穆頌歌，聽起來有點單調，不像中國文人吟詩那麼抒情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