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傳散文以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為代表。《史記》一百三十篇，由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組成。全書記載了自黃帝至漢武帝時三千多年的曆史，書中以人物為記敘中心，不僅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同時也開創了我國正史的寫作體例。
《漢書》的體製雖承襲《史記》，但它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全書有紀十二篇、表八篇、誌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記載了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斷代曆史，是繼《史記》之後的又一創造和發展，對後代史學和文學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長期以來，史學界均以班馬、史漢並稱。
賦是漢代最流行的文體。在兩漢四百年間，一般文人多致力於這種文體的寫作，因而盛極一時，後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漢代文學的代表，故有漢賦之稱。
漢賦可分成漢大賦、述誌言情賦和散文賦三類，而以漢大賦為主體。
漢賦的內容大都描寫帝王貴族的遊獵之樂、宮苑的富麗、都城的繁華等。其代表作家與作品有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楊雄《甘泉賦》《羽獵賦》，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等。這些大賦的基本特點是：
1.往往采取虛設的人物對話形式結構成篇，人物誇說所賦事物的大段獨白構成賦文的主要內容。如《子虛賦》和《上林賦》。
2.以體物為基本傾向，重點在張揚物色，力求對所賦事物做詳盡的鋪排描寫，使別人無以複加。如《子虛賦》。
3.就作賦用意說，仍在進行諷喻。所以一般在賦的末尾總是歸之於正。如《上林賦》歸結到漢天子悔悟了“此太奢侈”，“乃解酒罷獵”，並轉尚於仁義詩書，而楚、齊之子虛、烏有先生也都拜受“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的批評。但由於賦文絕大部分是鋪陳豪侈，所以篇末的諷刺往往成為無足輕重的尾巴，與全文不甚協調，故有“勸百諷一”之譏。
由於散體大賦反映生活的局限性，從東漢中後期開始出現抒情小賦，如張衡的《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等，其中也有用楚辭體句式的，抒情小賦又更多向詩靠攏了。
漢代詩歌，最有成就的是樂府民歌。漢代樂府民歌直接繼承了《詩經》中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以敘事為基本特色（這同《詩經》民歌以抒情為主不同），廣泛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現實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其優秀作品如《孤兒行》寫孤兒受兄嫂虐待的悲慘遭遇，《婦病行》寫一個窮苦的男子在病妻去世以後無法養育孤兒的悲劇，《東門行》寫貧夫被迫走向反抗道路，《十五從軍行》寫老兵服役回家後的孤苦，《上山采蘼蕪》寫男子喜新厭舊，都生動而深刻地反映了下層人民的痛苦和反抗。而《陌上桑》正麵歌頌羅敷對太守調戲的反抗，揭露了統治者醜惡的嘴臉；《雞鳴》《相逢行》等則直接寫統治者驕奢淫逸的生活。另外還有一些反映勞動和愛情生活的詩，前者如《江南》，後者如《上邪》《有所思》等。東漢樂府最傑出的作品便是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它通過焦仲卿和劉蘭芝愛情婚姻的悲劇，對封建禮教、封建家長製揭露得非常深刻。
史傳散文以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為代表。《史記》一百三十篇，由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組成。全書記載了自黃帝至漢武帝時三千多年的曆史，書中以人物為記敘中心，不僅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同時也開創了我國正史的寫作體例。
《漢書》的體製雖承襲《史記》，但它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全書有紀十二篇、表八篇、誌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記載了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斷代曆史，是繼《史記》之後的又一創造和發展，對後代史學和文學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長期以來，史學界均以班馬、史漢並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