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中也不知道跑了多久，忽得背後有個熟悉的聲音大聲叫我，我停住腳，回過頭去，看見彪哥和二狗兩人站在公路上朝著我笑呢。這個時候，我才驚訝地發覺到，天原來已經蒙蒙亮了，我竟然跑了一夜麼？來不及思考這個問題，我如獲大赦般地長長舒了口氣，趕緊快步朝他們走過去，一邊抱怨道：“你們死哪裏去了？竟然忍心把我們丟在這裏！”
彪哥揚起手一拍我的腦門，笑道：“怎麼會呢！走吧。”說完便拉起我的手要往山上走。
我愣了一愣，甩開手吃驚道：“去哪裏？”
二狗笑了：“當然是去救張思怡啊。”
我瞪大了眼睛，呆呆地不知道該說什麼。
“難道你也要狠心扔下她，自己跑了麼？”二狗的聲音突然變得冷冰冰的。見我不回答，便和彪哥大笑了起來，這笑聲有點詭異，朦朧中我無法分辨出這是嘲笑還是奸笑。
“快走吧，遲了就沒法救了！”彪哥邊笑著邊狠狠拽起我的胳膊就要往山上走。
我被拽得生疼，這兩個人的不對勁已經讓我冒起了冷汗，彪哥還在硬拉著我往山上去，嘴裏嘟噥著：“你忍心把她一個人丟在那裏麼……”我死命掙紮無法，一想到那棵大榕樹，便大聲哭號起來，撕心裂肺地對他們嚷道：”放開我……我不要去啊……”
這時，耳邊響起了媽媽的聲音：“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我如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拚命地喊起了媽媽。媽媽立刻把我擁入懷中，抱得緊緊的。
醒來時我正在媽媽懷裏躺著，滿身黏膩膩的冷汗讓我很不舒服。媽媽輕輕地把我放回床上，自己用手背擦了擦眼角的淚水，便起身到廚房忙碌去了。
牆壁上的掛鍾此時正指向下午五點整。大概是生病了，睡覺做了個噩夢吧，我想。謝天謝地，這隻是個夢！我在心裏慶幸了一番，就要下床去找彪哥。穿鞋的時候看到左腳踝上有個小傷口。噢，這不是進桉樹林子裏去看那棵大榕樹時不小心被雜草劃傷的麼……我打了個冷戰，連忙跂了雙拖鞋就跑出去直奔彪哥家……
彪哥和二狗子都沒事，他們說他們是一直跑到山腳才發現不見了我們的，因為害怕就自己先回家去了；思賢回家後就病倒了；第二天二狗和彪哥帶著村裏的幾個叔叔在與山腳下找到了昏迷不醒的我；張思怡就這樣失蹤了，叔叔們沒有在山上找到關於她的任何痕跡，也沒有看到我描述的那棵可怕的大榕樹。
張思怡的家人跑來我家裏鬧過幾次，也跑到彪哥家去鬧過幾次，但是又能怎麼樣呢？人已經沒有了。鄰家女孩已經離開，卻給我留下了一個個令我半夜驚醒的噩夢：我常常那麼痛苦地想，張思怡一定恨死我了，我是她臨死前唯一可以寄托的人，卻丟下她跑掉了。如果當時我可以勇敢一點，也許事情會是另一個結果吧？總之，這件事情，慢慢地像蜘蛛網一樣，結在我的心上，而且常常纏繞在我的夢中。
張思怡隻能活在我的夢裏了。但是她永遠都不知道我是那麼的想念她：每天早上我在苦楝樹下刷牙的時候，總有那麼一刻，我會無比神經質地期待著她像以前一樣跟她的堂哥背著書包從我家門前經過，好讓我能倉皇地躲到裏屋去，這時我才真切地明白過來：其實那也是一種美妙的享受。
直到我念中學，去了鎮上的寄宿學校，那種來自張思怡的想念和罪惡感才逐漸減輕了一些。再後來，我讀了一個不好不壞的大專，找了份不好不壞的工作，落腳在另外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東城市。
我在東城裏一家不起眼的小報社擔任新聞部的記者，我的住處在一個名叫“都市花園”的高檔住宅區大門口旁邊的出租屋三樓左邊靠牆的一個十幾平米的小單間裏。這地方離報社挺遠，所以我每天都要早起，邊啃著奶酪漢堡邊等公交，然後坐四十多分鍾的車趕到那個叫作“陽光日報社”的地方。